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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十年
董彦斌 2003年9月3日14:48
这几年来，我们已经听惯了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有时因此想起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边评论王令时说的话：“仿佛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中国建立现代大学一百多年了，好像没有哪一天真正称得上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为此，人们或者像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者，心情急切，口气雄壮，要大跃进、大踏步地建起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像怀旧诗人，怀念着消散在如烟岁月里的老北大、老清华，还有“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的西南联合大学，总觉得中国若无种种历史事件，早就有了世界一流大学。
长久地没有一所一流大学，又长久地渴望有这样一所大学，这简直就成了人们的心病。但是，就在我们这厢陷于急于求成和求之不得之时，我们却看到，在香港那厢，在九龙半岛背山面海的一处好地方，一所越来越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越来越多地引来全亚洲以至全世界的目光。这就是香港科技大学，一所成立还不到１２年的学校。科大短期内取得不俗成就，有人称之为“科大奇迹”。
一件事情一旦被冠之“奇迹”，就易被简单化、理想化地理解。对于科大，因其年轻，易使人觉得它或像天赐而成，或不过像撒一把钱，一出手就平地盖起一座不错的大学。读了曾经担任科大学术副校长７年之久的孔宪铎先生的这本《我的科大十年》，我们会知道，科大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中了彩票的一夜富翁。科大取得成就是它有那么一点幸运，但主要还是凭借科大所有人的努力构筑而成，其间也充满探索与奋斗、坚持与妥协、辛勤与辛酸。且让我们沿着孔宪铎先生的叙述，做一个初步了解。
科大是有一点幸运小子的味道，成立时的良好机缘便是它“撞上的大运”。孔在本书开篇，谈的就是“创建科大的机遇”。“首先，创建一间大学，要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偏偏当科大创建的时候，这一大群人出现了。”就像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之大，是“大师之谓”，科大恰恰在它创校早期，得遇一批学有所成的有心之士——不少人也实足当大师之称。这样一批人曾经战乱，曾辗转两岸三地，曾负笈北美，而又心向中国。科大的机遇，还在于香港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为挽留人才而大幅提高教授薪俸，与此同时美国却遭遇了经济不景气。另外，香港及亚洲经济的突出表现，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大幅增加，以及香港作为中西文化混合之地的特点，综合在一起，使科大一成立，便相当吸引人。
面对良好机遇，科大审势而动，以“着眼世界”的创校理念，将“以人为本”立为创校基石，将运作的游戏规则立为创校支柱，其志不在小。
在介绍“着眼世界”的创校理念时，孔从前述创建科大第一批人的北美背景说起。在他看来，一方面，这一批人多年学习工作在北美高校，无法熟悉与认同这里的标准，而美国的标准，很多时候是世界多数人仿效的国际标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也是综合了德国重研究与英国重教学之长，包容兼并，具世界眼光。另一方面，这一批人自北美名校怀抱一种“回去办的大学，不能办得不如我目前所在的大学”的信念。无形中，这为科大立下世界级大学的标准。这一“着眼世界”的理念，社会学家丁学良先生有一句话讲得极精彩，就是：“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
在介绍“以人为本”这一创校基石时，我注意到，孔至少将“Ｒｅｃｒｕｉ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ｔｈｅｍ ｈａｐｐｙ”（延聘一流人才，并使得他们快乐）这句话在本书中提到５遍。孔说，科大第一批创校人，是一批“有本事的人”，这样一些人，为科大的级别定了位，“他们是什么样的教授，科大就是什么样的大学”，在这个意义上，科大“找对了人”。创校之后，科大更严守“以人为本”的理念，作者在本书中，也一个个地将他聘人与留人的故事娓娓道来。
在阐述“游戏规则”这一创校支柱时，作者特别强调科大严谨的聘任制度。他说，“科大能聘请到如此之多的优良师资……最大的因素在于我们有一套完整而又执行得很好的人事制度”，甚至连香港廉政公署“都对我们的严守规章，或是称赞，或是模拟”。科大所实行的制度，是结合了英国与美国特点的制度。本来，香港的大学制度传统多为英式，科大则在很多机制上“渐渐地向美国的制度看齐”，很多美式制度成为香港创举，为其他学校仿效，而来自北美的参观者的观后感甚至说“这根本就是一所美国大学”。
讲完了创校机遇和创校理念，作者又开始讲述他本人“科大十年的工作历程”和“科大十年的心路历程”。这两部分构成了本书主体。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求才故事，创建与执行制度的过程，校长、副校长、资深教授、年轻教授之间冲突与协调的叙述，连成了作者的工作历程，连成了作者的心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能读出作者的愉快、不快、思考、焦虑。我在这里倒更看重他的焦虑，因为这是一个曾经沧海的人的焦虑。
孔宪铎是孔子的后裔（这也许是他钟情教育事业的一个原因），但是，同杏坛设学的孔子或波伦亚讲课的伊尔内留斯这样的老辈人比起来，创办科大这样一所研究型的现代大学，创校者所需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学识与声望，而是一个群体通过科层而进行的敬业的、科学的、富于智慧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甘愿承受忙碌、快乐、失意的孔，铁面无情的孔，还有许多别的优秀管理人员应属科大之幸。还有那些年轻的教授们，科大良好制度与管理机制的形成，同他们为权利而斗争的历程也是分不开的。
就是这样一所在它的独特的创校机遇和鲜明的创校理念之下，经由良好的制度和创校人员苦心经营而造就的“振翅高飞”的科大，孔特别强调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的确，“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大批留学生，共同携手把世界主流大学的理念带回中国，把东西文化交流在一起，把东西科技的差距在一个校园里逐步缩小，把华人留学生爱国报国的梦想变成现实。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庞大的一笔资金（接近二十亿美元），投用在创建一所大学上。在中国教育史上，也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度，交在创校人们的手里。更不用说，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在创校最初的十年就有这么显著的成绩。”
在回答一位教师的问题的时候，孔曾反问一句：“某某大学已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科大只有两年，你知不知道某某大学在只有两年的时候是如何如何？”这里的“某某大学”指的自然是哈佛大学。１９８６年，当哈佛大学庆祝３５０岁生日之时，科大的筹委会才刚刚成立。在哈佛的这个庆典上，校长博克先生的致辞以１９３０年代的校长洛厄尔先生一段激动人心的话结尾，博克称之为“哈佛的生命之源”：
学生们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浪一浪接着一浪冲向陆地。有时候是静止的，有时候则带着暴风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或是狂暴的，有两个事物总是新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龄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她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物，她就永远不会衰老。随着时代的变迁，为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改变，但目的本身是永远不变的。
其实这何止是哈佛的生命之源，这应该是一切大学，一切一流大学的生命之源。年轻的科大，不妨也畅饮这样的源泉，一直走到以世纪计算的未来。中国的优秀大学，不妨畅饮这样的源泉，实现世界一流的梦想。
而孔宪铎先生，也许将和梅贻琦、洛厄尔先生一样，成为人们怀旧的题材，而他们的贡献也将为世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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