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复辟：格拉斯、布尔迪厄对谈（三）

黄灿然＝译 2003年9月3日15:6

    布尔迪厄：在《我的世纪》中，你描绘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其中有一些令我感动。我想到那个小男孩的故事，他到李卜克内西发表讲话的集会上去，在他父亲的脖子上撒尿，这肯定是一种发现社会主义的极具独创性的途径……还有你对海德格尔的评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共通点，因为我曾撰文对海德格尔的言论进行过批判性分析，他的言论在法国造成严重破坏，直到最近。
    格拉斯：法国知识分子对荣格和海德格尔的着迷，令我觉得好笑，因为它把法国和德国互相支持的陈腔滥调颠倒过来。这种曾在德国造成致命后果的糊涂思想，在法国竟会如此受推崇，实在荒诞。
　　布尔迪厄：确实如此——就拿我自己来说，由于我毫不含糊地反对这种对海德格尔的新狂热，所以非常孤立。在一个一头撞进现代主义的蒙昧国家，做一个试图恪守启蒙运动信仰的法国人，真是毫无乐趣可言。在我眼中，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竟然为荣格涂脂抹粉，实在是可怖的事。
    举一个手边的例子。恩斯特·卡西雷尔是启蒙传统最伟大的继承者之一，但在法国知音很少，而他的重要对手海德格尔则无比成功。这种法德互换位置的情况，一直使我不安：我们怎么可以肯定，法德两国不是把它们最没吸引力的方面综合起来了？我总是觉得，基于某种历史讽刺，法国人拿德国最糟糕的东西，德国人则拿法国最糟糕的东西。
　　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我描写一个教授，他在３０年后的星期三讨论会上反省学生时代对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８年间各次事件的反应。那时，他出身于海德格尔那条路子的崇高哲学背景，最终他又回到这种哲学。但是，在这中间，他曾卷入激进主义浪潮，成为那些公开揭露和攻击阿多诺的人士之一。这是对那个现在被简称为“１９６８”的时期的非常典型的描述。
    我当时夹在所有这些事件的中间。学生抗议是有理和必要的，并且其取得的成果要比１９６８年那场假革命的代言者愿意承认的多。那场革命并没有发生，它没有基础，但社会确实转变了。我在《蜗牛日记》中写到，当我说进步是一只蜗牛时，我怎样遭到嘲笑。口头上大跃进当然可以办到，但是你跃过的那个阶段，也即处在你下面的那个社会却不慌不忙，根本不想赶上去；你跃过社会，接着，当社会的情况反击你的时候，你大吃一惊，把它称为反革命——用当时就已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爱用的一个词。人们对这点不了解。
    布尔迪厄：在１９６８年的运动中——就像在所有这类运动中一样——实际上有几种革命。有一种高度可见和火红的革命，其特点颇有象征性和艺术性，外表上很激进，由后来变得非常保守的人领导。接着，在较低的层面上，有另一些人，他们的要求在当时被认为是改良主义的——以及可笑的，他们要求改变教育方法、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有非常温和但实际的目标，并遭到如今成为保守派的那些人的鄙视。
　　格拉斯：在１９７０年代期间的德国和北欧，渐渐出现一种意识，认为如果允许经济按当时的样子继续开采自然资源，环境最终就会被摧毁，生态运动应运而生。但是各个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一如既往，仍然只集中于传统的社会问题，完全绕过了生态问题，或把它看成有悖于它们的要求。左派工会主义者在其他方面都是进步的，唯独相信一旦提出生态问题，就有可能失去职位——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右派、新自由主义善用他们的才智，清醒过来，那么也应同样希望左派如此。必须明白，生态问题是不能与工作和就业问题分割的，所有决定都必须有利于环境。
    布尔迪厄：对，但是你关于生态主义者的这番话，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民主党人。社会自由主义、贝里雅主义、第三条道路——这些假发明全都是诡计，旨在使被支配者把支配性权力的支配性观点内化成他们自己的观点。欧洲人在内心深处以他们的文明为耻，再也不敢维护他们的传统。这个过程开始于经济层面，但逐渐扩展至文化领域。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耻，他们对捍卫自己的传统怀有一种罪孽感，这些传统被当作是并被指责为过时的——在电影中，在文学中，在其他领域。
    就说文化问题吧：当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很高兴，不仅因为它授予一位非常好的作家，而且因为它授予一位敢说敢言、捍卫可能被其他人视为落伍的艺术取向的欧洲人。
　　格拉斯：就诺贝尔文奖本身而言，没有它我也活得好好的，而我希望有了它我也可以活。有些人说“终于”，另一些人说“太迟”，但我很高兴它在我这么大把年纪、已过了７０岁的时候被授予我。假如一位较年轻的作家，譬如说在３５岁左右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会是一种负担，因为这样一来期望会太高。如今我可以抱着嘲弄的态度谈论它，然而又是快乐地对待它。
　　我们应该提出一些不容易被忽略的建议。大电视台也对误导性的收视率崇拜无所适从。我们应该提供一点帮助，使它们走上正确的方向。在德法关系上也理当如此，两国互相倾轧，几乎使对方流尽最后一滴血，世界大战和回溯至十九世纪的历次战争给它们留下的伤口至今还可以看到，它们做出各种辞令上的努力，希望和解。你会突然明白，分隔我们的不只是语言障碍，而且是其他一些较少为人知的因素。我已经提到一点，也即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到共享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在民族国家占如此主导地位之前，事情是不同的。法国人注意德国发生的事，反之亦然；例如歌德翻译狄德罗，两国的一些团体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沟通，两国的少数人都反抗各自的审查制度，力图传播启蒙思想。
　　现在是重建这些联系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把欧洲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以及它后来未能发展的——思想传下去。除了以启蒙运动的方法来改革启蒙运动，做出证明是必要的修改，别无其他选择。虽然我们公开谴责新自由主义的霸道及其不负责任的领域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应考虑我们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出了什么差错。就像我已经说过的，处于后期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处于初期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不管怎样，他们需要再次坐到同一张桌边。
    布尔迪厄：我觉得你有点儿乐观。很不幸，我不敢肯定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提出来，因为我认为目前使欧洲不胜负荷的各种经济政治力量是如此沉重，已把启蒙运动的遗产置于危险境地。如果我们要阻挠我们更普遍地与“启蒙运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对这种进步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被摧毁，我们就必须克服这个障碍。我们需要发明一种新的乌托邦主义，根植于当代各种社会力量，为此——冒着貌似鼓励回归老一套政治视野的风险——必须建立新型的运动。现存的工会是过时的组织形式，如果它们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变革、改造、重新定义，必须国际化、全国化，建基于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
    格拉斯：你的建议是一种乌托邦。这等于是在根本上改革工会运动，而我们知道，要改变那个机器是何等困难。
    布尔迪厄：但这是一种我们可扮演一个角色的乌托邦。例如，法国的社会运动与数年前相比，影响力大减。传统上，我们的运动具有一种强烈的工人观点，对知识分子怀有很大、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的敌意。如今，由于它陷入危机，社会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更加开放，更加愿意对批评做出回应，也变得更加深思熟虑。突然间，它更加随时准备欢迎针对我们社会的各种新式批评，这其中也包括对它的批评。这些批判性的、有反省力的社会运动，在我看来就是出路。
　　格拉斯：对此，我有所怀疑。我们两人都到了这种年纪，可以保证只要健康允许，我们将继续敢说敢言。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不知道法国的情况怎样——我猜好不了多少——但是在年轻一代的德国作家中，我几乎看不到有继续发扬敢说敢言、敢于承担的启蒙运动传统的倾向或兴趣。如果没人来接替我们，那么，完全可以说，属于欧洲一个优秀传统的这一部分，将会丧失。（全文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