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的谱系

艾佳慧 2003年9月3日15:9

    这是一本课堂讲稿，这是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ｔ）在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学年于法兰西学院开设思想体系史时的讲课录音稿，同时，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中国北京，它也是万圣、风入松等学术书店内连续数周榜上有名的学术畅销书之一。
　　一本讲课稿缘何会有如此大的魅力？
　　对于“人”这样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和丰富内涵的认识客体，按照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有无穷多种划分，譬如，根据人的外表、智力水平、个性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人区别为漂亮的人和丑陋的人、聪明人和蠢人、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等等。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更本质的分类，那就是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这时，问题来了，正常和不正常的标准来自何处？“不正常的人”到底从何而来？他在历史上的祖先是谁？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人的不正常呢？米歇尔·福柯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这些问题，并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在这本书里，福柯构筑了他的精神病学——不正常的人的知识／权力的谱系学（这个知识／权力的谱系在随后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中得到了完整和充分的表述，成为福柯思想中最重要和最为人称道的贡献之一），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展现了从１７世纪到１９世纪精神病学通过与刑事法庭和家庭的合谋，取得了它在可能的干预范围内进行扩张的不可思议的胜利，取得了对“不正常的人”的干预和控制权。正如福柯所言，只要建构了精神病学话语、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就“使人们可以在精神病学内部而不必出去，就可以从儿童的自我色情走到谋杀，从隐蔽的触摸式的乱伦走到最可怕的畸形的吃人”，这样，精神病学通过构建自己的知识就获得了对一切“不正常的人”的身体进行干预的权力，通过运用各种伴随着这种知识的相关技术，如电击、冷水刺激、封闭、隔离，理性取得了对非理性的绝对的胜利。
　　米歇尔·福柯（１９２６－１９８４），１９６１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一经出版便令福柯声誉鹊起（该书中文版名《疯癫与文明》，三联出版），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所说，“６０年代初，福柯以其《疯癫与文明》突然跃上学术舞台。……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而福柯的理想是要在“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光辉照耀下”，展开一系列“文化边界”研究，以被拒斥的历史体验来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在整个六十年代，福柯研究临床医学是如何诞生的，研究知识话语的考古学，在《词与物》中，发掘历史的间断性和可能性，提出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展开是无先验主体的，是匿名的，是无身份的，从而提出了“人之死”即“主体之死”的理念，与尼采的“上帝之死”遥相呼应。正是这一系列知识上的贡献，奠定了福柯在西方思想学界的地位。１９７０年４月，福柯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讲授思想体系史。从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日福柯开讲第一堂课到１９８４年６月因患艾滋病去世，除了１９７７年休假之外，米歇尔·福柯一直在法兰西学院讲课，而这本书就是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学年的授课内容。
　　关于福柯的授课，法国《新观察家》的记者热拉尔·帕迪让（Ｇｅｒａｒｄ Ｐｅｔｉｔｊｅａｎ）这样描述道：“福柯健步走进教室，好像某个人一头扎进水里，他穿越人群走到讲台的椅子上，往前推一下麦克风，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钟也不耽搁，扩音器里就传出响亮的声音，这是大厅里惟一的现代工具，大厅里昏暗的灯光来自一个仿大理石的浅口盆。大厅有３００个座位，但有５００人挤在一起，水泄不通……没有演讲的效果，清晰，言简意赅，没有一点儿即兴演说的迹象。……晚上７点１５分，福柯结束讲课。学生冲向讲台，不是为了和他说话，而是为了关掉各自的录音机。没有人提问，拥挤的人群中，福柯是孤独的。”
　　《不正常的人》充分体现了福柯关于知识／权力谱系学的研究道路。本书有两条线索——明线分析“不正常的人”的谱系，暗线是精神病学势力范围的扩张史，最后在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技术控制及干预“不正常的人”的肉体这个点上两条线索得以汇合。福柯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即“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手淫的儿童”。这三种形象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但是从１８世纪它们“开始被分离出来，被界定，然后在１９世纪被绞接起来，引入了不正常这个领域，后者渐渐地将他们覆盖，据为己有，可以说对它们进行殖民，直到把它们吸收”。
　　“畸形人”出现的时间最早。在中世纪，他们是兽人；文艺复兴时期，他们是连体兄弟；古典时期，他们是阴阳人。每一种畸形都是自动将自己放到法律之外的违法，都是反自然的自然形式，他们都导致了当时人们的困惑。然后，行为的畸形开始替代自然的畸形，对畸形的指定不再是法律——自然的，而是法律——道德的，这样，人们开始构建对畸形的话语权：畸形是有罪的。接下来，从１９世纪初开始，出现了道德畸形，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各种纪律装置，伴随着新的惩罚权力经济学，一种将犯罪问题与病理学问题联系起来的技术出现了，这种技术将一切破坏社会根本契约的人视为社会的敌人，而且是心理不健全的人。最后，畸形碰上了理性的缺失，“本能”这个精神病学最核心的概念出现了。在著名的科尼耶案件中（科尼耶是一个年轻的女佣，没有任何理由地杀害了邻居家十九个月大的小女儿），没有理性的犯罪使整个刑法机制陷入困境，这时刑事法庭向精神病学发出了邀请，而精神病学正好通过一套把社会危险编码为疾病的方式建立起了疯癫与犯罪之间本质的、根本的从属关系。这样，在刑罚体系的内部问题和精神病学的愿望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补充性，精神病学通过把没有理性的犯罪人编码成有社会危险的人和不正常的人，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势力扩张。
　　这是对“畸形”的谱系学研究。对于“不可改造的个人”，福柯认为他们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家庭、学校、车间、街道等等，当１７和１８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用纪律（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对个人的肉体、行为和能力加以训练，以使他们符合经济的需要。而在这一过程中，总有一些不服管教、不愿被规训的个人显现出来，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改造，这使得他们被纳入不正常的人的范畴。
　　第三个“不正常的人”的源头是“手淫的儿童”，福柯指出在１８世纪中期的法国，突然出现了针对手淫儿童的规模庞大的讨伐运动。这场“十字军”讨伐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建构新的家庭，即一种新的家庭空间组织，一种新的微观权力物理学，一种只包含父母－孩子的关系紧密的小家庭。在这场运动的背后，隐含的是精神病学又一次不可思议的扩张，家庭－医学的齿轮介入了“手淫”这个既是伦理又是病理的领域，使家庭成为对性进行区分和确定，也是对不正常的人进行矫正的源头。知识又一次获得了作用于这个卑微的、可鄙视的肉体的权力。
　　最终，在十九世纪中期，三个不同的源头之水共同流向了“不正常的人”这个池溏，而精神病学正是这个“不正常”王国的合法统治者，它既可以区分正常和不正常的行为，又对不正常的肉体有着正当的干预和控制权，所有的变态和不正常均是它的管辖范围。与此同时，症状群的分类学、谵妄的分类学、状态的分类学以及遗传学的建立和发展提升了精神病学的医学价值，并且使得它有可能对人类行为进行无限的干预。精神病学不再寻求或主要不再寻求治疗了，因为它赋予了自己必须保卫社会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新功能。
　　正是在这种配合着新的惩罚权力经济学的强势知识下面，疯癫和一切的非理性被压制得缄默失声，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以理性的名义！
　　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缘故，福柯努力为不正常和非理性寻求生存的空间，尽量把被压制、被排斥的声音带到社会中来，而他的这种努力却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口，找到了认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正是从这个角度，福柯的反叛和颠覆培养了我们对这一切“理所应当”的不自信，对一切“宏大叙事”当然的怀疑。福柯的思想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在种种知识／权力话语压制下的可怜的天性，看到在理性文明统治下哀嚎的“不正常的人”的灵魂和肉体。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是“不正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