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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前沿
张军 2003年9月3日15:24
在波士顿休假，远离了国内繁杂的社会活动，我有了充沛的精力来阅读钱颖一的这部精彩著作——《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这些文章按照精巧的结构安排在“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这个重要题目下，给阅读制造出了一种新的视觉冲击，让人兴奋许久。
收入在该书中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易于阅读的。首先，钱颖一对他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表述得非常清楚；其次，钱颖一表达的思想或者阐述的理论均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当今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领域内所做的精练的研究。基于对钱颖一的了解，我认为这也是他在经济学研究上驾轻就熟功夫的体现。他非常清楚，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所思所想的一切，都应该基于职业视角和所接受的训练方式，因此，钱颖一很认真地选择了在“中国经济改革”这个足以概括该书主题的名字前加上了“现代经济学”这五个字，可见其用心。
我注意到，该书收集了钱颖一在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３年的１７年间发表在国内期刊和报纸上的１８篇文章，其中有一半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这本中文杂志以介绍和发表有关经济体制比较或者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为特色。这个细节大体上可以用来描述钱颖一教授从一个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成长为当今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的历程。为什么呢？让我给出以下几个“证据”：
首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本杂志的主编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吴教授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比较经济体制”，回国后主持翻译了曾经风靡一时的贝塔朗菲等人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一书，再后来就有了这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而钱颖一那时正巧在耶鲁大学学习管理科学，正在考虑转学经济学。可以推测的是，吴教授的出现对钱颖一后来的选择一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钱颖一在该书的“致谢”中的确特别提到了这个经历，“吴教授经常向我讲解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和它的问题的学术研究。吴教授特别向我推荐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科尔奈当时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他一半时间在哈佛大学，另一半时间在匈牙利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我在１９８４年秋季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项目的研究生。”这应该算是一个佐证。
在上面这段话中，钱颖一提到的后面这个细节给出了我要提到的第二个证据。毋庸置疑，钱颖一这２０年的学术发展历程是与很多人所给予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分不开的。有意思的是，在众多出现在他身边的经济学家里面，被钱颖一在该书中特别要“致谢”的两位，除了吴敬琏教授，就是科尔奈教授了。科尔奈的理论也常常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与中国读者见面。而钱颖一幸运地在进入经济学殿堂之时得到了两位著名教授的指点。
说到科尔奈和他的《短缺经济学》，亲身经历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经济研究变迁过程的人，都知道科尔奈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式产生的冲击波有多大。可以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比较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学”被引入中国，着实引发了中国经济学２０年来的首次转型。而那时候的钱颖一正在哈佛大学参加着科尔奈教授主持的博士课程，对科尔奈的理论和主要著作发生着浓厚的兴趣。很多年以后，我在哈佛经济系科尔奈的办公室见到科尔奈教授时，他还自豪地提到他的中国学生钱颖一博士。在这个意义上，钱颖一早期写就的那篇《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的文章（已收入该书中）可以看成他开始关注并进入到经济体制变革理论或“转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作品（钱颖一说，这实际上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中文论文）。不仅如此，钱颖一后来的博士论文以及发表在美国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数篇重要论文也都是关于软预算约束和短缺的，足见科尔奈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第三个证据可以从钱颖一在美国的第一个长达９年的教职中找到。１９９０年钱颖一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随即加入在旧金山湾的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在经济系，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不仅成了钱颖一的同事，而且由于那时一个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缩写为ＣＩＡ）的范式正在斯坦福经济系形成，所以在斯坦福的９年时间里，钱颖一实际上成了这个范式兴起的见证人和该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１９９２年钱颖一率先在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作演讲，对“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作了介绍，并写成了《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前沿》一文（也收入该书中），该文对转轨经济学、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体制的比较、经济组织的研究以及制度演进都做了分析，令人耳目一新。除此之外，钱颖一收入在该书的文章几乎都涉及到或者立足于主流经济学的最前沿的理论，如信息、激励、公司理论、治理结构等，这自然得益于钱颖一执教９年的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氛围。众所周知，在那里有一批活跃在主流经济学前沿上的著名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史宾斯、青木昌彦、米尔格卢姆、罗伯兹、刘遵义等。
说起“比较制度分析”，必然也要提到这个分析范式的倡导者之一青木昌彦教授。根据我的印象，青木教授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便积极参与到了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银行部门重组的重要理论研究与政策讨论中来，这里面肯定有钱颖一的影响。后来，钱颖一与青木教授联手合作了不少关于公司转轨和金融改革方面的研究。例如，１９９０年代中期，钱颖一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了《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书并出版了中文版。收入该书的文章《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就是钱颖一在这个研究课题下的副产品。１９９３年，钱颖一与青木教授合写了另一篇介绍世界上不同的金融体制的文章《从国际比较角度看银行改革》。这篇文章它总结了当时比较金融体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强调了企业自有资金是企业融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并对“银行主导”和“金融市场主导”两种流行的金融体制做了比较分析。在国内，这算得上是一篇较早介绍这两种金融体制的文章。现在，这种区别在学界已经被广泛接受。
可以说，在斯坦福的９年对钱颖一在制度分析和经济转轨等研究工作上有重要的阶段性影响。这个判断还可以从该书收入的另外几篇文章中得到加强。一篇讨论银企关系的文章是钱颖一与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合作完成的。在这篇“银行和企业的财务重组”的文章中，作者认为，针对银行呆滞贷款和坏账，将企业财务问题一并考虑才符合逻辑。文章讨论了实施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方案。
另两篇文章是钱颖一和斯坦福大学的巴瑞·温加斯特Ｂａｒｒｙ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合写的。第一篇论文《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是他们长期合作的开始。温加斯特着重研究了历史上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比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而钱颖一侧重讨论了中国改革中的一些特色，诸如中央向地方放权、财政承包、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问题等。他们在这篇论文中通过“经济联邦制”这一框架，分析了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文章的特色是超越了传统的财政视角，分析政府的权力和激励对市场形成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两人在该文章的框架下，还合作写出了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的比较》一文，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的体制差异做了一个新的理解。
我与钱颖一的交往晚于我对他的熟悉。我阅读的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他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博士合作的那篇名作《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与众不同》。这篇论文把“块块”为主与“条条”为主的政府组织结构的差别理论化了。他们用这一视角对中国和苏东的经济改革的不同路径做出了新的解释。比如，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进入与扩张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早期改革的显著特征，这与背后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激励有直接的关系。又如，地区的局部实验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征，它也与“块块”式的政府组织方式有关。
我早在撰写《双轨制经济学》那本书时，就引用过钱颖一的作品。但是一直到我这本书出版一年之后，才真正与钱颖一在北京有过比较长时间的见面与交谈的机会。２００１年９月我和平新乔在旧金山又与钱颖一见面，而那一天正是９月１１日，结果我们在钱颖一的公寓里经历了“９·１１”这个人们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２００２年初夏我邀请钱颖一访问了复旦大学，并做了精彩的报告。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时间仓促，邀请钱颖一为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的正式批文一直到他结束复旦访问之时还没有下达，这意味着他还将专程被邀请来复旦大学参加为他举行的兼职教授的授证仪式。我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就像期待着钱颖一的这本著作尽早与读者见面一样。
（钱颖一所著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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