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之前

覃里雯＝文 2004年2月21日23:21

    “回忆录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原因在于有很多值得讲述的东西。时代越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于当代的历史就越富有浓厚的兴趣。”

    “回忆录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原因在于有很多值得讲述的东西。时代越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于当代的历史就越富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如今正处于两个历史时期的交错转换中，不禁激起人们想要通过当年积极参与者的视角，对早已成为遥远的昨天进行回顾的强烈愿望。自从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涌现了大量回忆录，其原因就在这里。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１９２９年，５０岁的托洛茨基在君士坦丁堡写下这段话，此时距他被克格勃用冰镐击中头部死去还有１１年。漫长的流亡生涯横亘前方，他对此一无所知，更不要说漫长的冷战和它令人惊讶的结局——我们不知道一个塑造革命并被它吞噬的革命者将如何解释这一切。
    这是我第二次阅读托洛茨基自传，它仍然令我惊讶。很少有人能像托洛茨基那样，随时伸手触及时代的心脏，和呼吸一样自然，这是一切优秀领袖的共性。在为他着迷的人当中有著名的德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他在１９５８年在哈佛大学校报上发表的书评表现得像个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只能以大量空洞的词汇来形容偶像那无法企及的光辉：“无论一个人如何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作为个人都毫无疑问代表了西方人道主义。他们能够毫不妥协地感受真理，直刺事实本质，从不为欺骗性的表面所迷惑。他们具有不可屈的勇气和正直；深切关注并投身于人类及其未来的事业；他们不自私，很少虚荣，不贪慕权力。他们总是令人激动、总是生机勃勃、总是保持真我，他们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得充满生气。……（一堆重复无力的词汇赞扬托洛茨基的穿透力和活力。）……
    “这是个谦虚的人，为自己骄傲，为所发现的真理而骄傲，但是从不虚荣或自我中心。他对妻子表达的钦慕和关切十分感人。就像马克思一样……他热爱生活及其美丽。”
    但是我必须及时停止误导读者，《托洛茨基自传》并不是一本充满理论教义宣传的枯燥的书——事实上它大概算是我所读过的最引人入胜的自传。托洛茨基属于我们偶尔可以看到那些神奇人物，他们充满对外部世界充满丰富的情感，但是这些情感完整而和谐，并不导致分裂的痛苦和自怜。他用《创世纪》的语气描述一个要剁掉自己手指的农场工人，杀死私生子的女佣，小学二年级时一位小姑娘的背叛。１９１６年在流亡路上，他经过马德里，一面背西班牙单词一面参观马德里博物馆，并在那里写下笔记，充满激情地预言一种“更出色、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新艺术”的降临。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与这些东西同等重要，但毫不相关。
    这是革命时代之前的特征：词语和情感尚未受到无所不在的“正确性”的主宰，个人仍然保持发现真理、而不是选择真理的权利。在那之后，时代力量通过国家统治入侵到个人思想的每个角落，它的缓慢撤退带来了无法填补的虚无，寻求真理的激情全部让位于对真理一词的质疑。意识形态似乎已被言尽，剩下的只是政治力量的琐碎斗争，而且，即使是这样的斗争也不过是在重复从前政治斗争的既有模式而已。
    革命时代的入侵在稍晚时期的领袖人物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英国人迪克·威尔逊的传记《周恩来》是一本充满揣测、二手材料和并不总是连贯的信息的传记，但是里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威尔逊在讲述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经历时，注意到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如何为自己的第一张彩色照片兴奋不已，印成明信片广为分发，他甚至在将照片寄给北京的朋友时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巴黎的妇女也是美丽的！”周恩来对法国美景的沉醉很快被他的同志们打消，在经过蔡和森严肃的告诫之后，他发现自己必须关注更为“重要”的阶级斗争。据威尔逊的说法，蔡和森认为他们应该在发动中国革命之前先发动解救法国底层人民的革命。周恩来深受震动，这是他逐渐学会将革命理想注入每一种个人情感的开端，激情和愤怒之外的一切情绪都成为不合法的，集体和民族成为了个人的否定词。
    ２００３年３月第三次印刷的黄仁宇自传《黄河青山》在表面上也是一本充满革命前时代特征的自述，但是它其实直接跳过革命，预示了其后的时代特质——一种建立在纯粹个人情感上、对集体叙事保留最根本怀疑的思维方式。下级军官黄仁宇描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甸战场所见到的一幕：一整班的美国步兵在倾盆大雨中面无表情地扛枪站立。黄仁宇对眼前所见发出了疑问：“下雨会让他们想到家乡吗？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乡？……现在，不就是同样的一整班人马气馁沮丧，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战争的悲惨与不确定？难道他们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无精打采吗？”革命的真理像水过鸭背一样地滑落了，但是这是抵抗，而不是选择。那个时代给予的选择是有限的。
    托洛茨基所受到的最大争议就是，他的失败可能掩盖了他和同时代领袖一样对权力的同等欲望。他无比激动地回忆起自己在彼得格勒摩登马戏场上演讲时群众的狂热场景：“婴儿平静地靠在发出欢呼或愤懑声的胸膛上，吸着乳汁。民众们也如婴儿般把干渴的嘴唇紧贴在革命的乳房上，于是这个婴儿迅速成熟起来。”他培养了这个婴儿，但是他在争夺这个婴儿的过程中失败了，一切脱出了控制。他引用了１８５２年普鲁东在狱中的友人书简：“虽然命运是无规律可循的，并且充满了曲折，但无疑的是它必定要向前发展……我只会怨恨无常的命运，但我绝不会责怪人们，因为他们是那么的愚昧无知，奴性十足。”奇怪的是，心理学家弗洛姆没有抓住这最后一段话中隐藏的怨气，它是如此明显直接。革命意愿并没有消弭自我，而是将它放大了，使它以群体的面具凌驾于他人之上，它最终将返回出发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