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在路上

吴晓波＝文 2004年2月21日23:22

    总而言之，在２００３年，我们被ＳＡＲＳ和攻打伊拉克占去了太多的注意力，这一年并没有出现伟大的商业书籍，恐怕三年之后，我们会想不起来到底在这一年我们是否曾经思想过

    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的三年多来，西方商业思想的演进突然失去了方向。汤姆·彼得斯式的自信和狂飙受到质疑，９４岁的彼得·杜拉克重新回到话语的中心，出身重工产业、老谋深算的杰克·韦尔奇取代安德鲁·格罗夫、拉里·埃里森再次成为“生存英雄”。《财富》杂志２００２年度最有价值ＣＥＯ郭士纳的经历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标志性事件，这位对ＩＴ业一窍不通的信用卡公司总经理用保守式的疗法在短短几年内让ＩＢＭ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一个并不为人承认的事实是，在商业世界最喧哗的十字路口，“创新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仍然是一块最耀眼的广告牌，可是它所推销的东西却已经悄然换了灵魂。
    在过去的２００３年，一切仍在惯性中行走，流行的商业阅读充满了世故、权谋和似是而非。
    这一年的阅读流行线可以用这些书名来勾勒：《从优秀到卓越》、《基业长青》、《谁说大象不会跳舞》和《执行》，最后是一本眼看要红起来最后却反响平平的《管理是什么》。尽管它们都在本年度的《纽约时报》书评榜及“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风云一时，可是很难说这些商业书籍在理念上有多少革命性的突破或震撼。一个很显著的印象是，安然和世界通讯公司的丑闻吓怕了华尔街的经理人和商学院里的教授们，他们发现，目前的问题不是如何创新，而是是否需要创新。一切的讨论都似乎有重新回到基本面的必要，《六西格玛》、《执行》的畅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思潮最直接的体现。
    管理大师们开始关注管理的细枝末节，对东方式的中庸主义的推崇成为一个新的时尚，科林斯等人通过研究告诉人们，其实股市上存在着一些默默无闻的公司，在过去的２０年里他们所取得的业绩远远超过那些名声显赫的大公司。而在另一些书中，作者甚至警告说，明星企业家对企业的危害远远大于他们的贡献。如德国战略管理专家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全球５００家无名公司的成功之道》中所观察到的：“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比明星ＣＥＯ的增多更具破坏性······实质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能够使企业脱胎换骨的那些领导素质都是不正确的。”
    这样的商业思潮会在中国受到欢迎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事实上，中国今日的商业环境以及企业的成长阶段与《从优秀到卓越》等书之间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其需要解决的管理课题也不尽相同，而这些书籍之所以会在中国畅销，既体现出国内企业从草创时期向规范化、国际化转型过程中的种种迷茫和渴望，也不乏盲从或误读的成分——就如同２００２年人手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一样。
    总而言之，在２００３年，我们被ＳＡＲＳ和攻打伊拉克占去了太多的注意力，这一年并没有出现伟大的商业书籍，恐怕三年之后，我们会想不起来到底在这一年我们是否曾经思想过。
    在２００３年，甚至也没有一个伟大的公司故事诞生。由韩国资深记者所创作的《三星攻略》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让人心动的成长神话了，可是三星到底能走多远，它是否具备了可持续成长的能力仍然是一个不得而知的问号。特别是在现代集团陷入泥潭的今天，韩国的公司模式再次遭遇质疑。我有时候想，也许我们能够寄予的希望还是在那个神奇的比尔·盖茨身上。这位世界首富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媒体发誓，他将在５０岁到来的时候退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２００５年就是最后的年限。我们等待着他金盆洗手，同时宣布动手创作回忆录的那一刻。
    在这一年的阅读中，让我个人感到印象深刻的外版图书有两本，一是理查德·泰德罗所写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这位全美公认最好的商业史作家用传神的笔调对美国商业传统进行了一次流畅的解读，他所塑造的巨头形象充满了矛盾、错误和痛苦。这部著作之所以令人兴趣盎然，除了其文笔的优美和思想的机智外，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所描述的七个成长故事让我们感到如此亲切。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存在着太多像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这样的创业家，他们白手起家，了无包袱，对社会进步充满理想主义的责任感，而在商业运作上则从来以颠覆游戏规则为乐事，他们在商业能力上的超众与人文精神上的自卑构成了一幅幅很怪异的人生拼图。泰德罗的写作让我们对这一“天才族群”有了一次十分有趣的关注，他所运用的那一种在我们看来很陌生的基于基督教伦理的商业判断是如此的生动和感人。在读这部并不太厚的著作时，我常常以泰德罗的思维方式来反观今日中国那些不可一世的创业者们——我喜欢区别这个词汇与“企业家”或“事业家”之间的微妙差异，这个时候，我仿佛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历史的嘲笑声。
    另一本让我获益匪浅的书，是ＡＴ＆Ｔ咨询顾问威廉·Ａ·谢尔顿的《预测业神话》，这位不太出名的经济学家研究了发表于过去２０多年的１２项重大预测课题——它们覆盖了欧美经济学界在这期间所做的所有经济预测，结果发现，“经济学家无法预测经济转折点，这表明经济预测行为是一个运气游戏而不是技术，没有人能连续好运，在经济预测上胜人一筹。”谢尔顿认为，“经济学家不可能预测到经济的转折点。”他举出的一个最极端的事例是：在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４年期间经济学家做的４８次预测中，有４６次错过了经济的转折点，其中一次最大的预测偏差达２７０％。“经济学家的预测技巧和猜测无异，而在很多时候，他们的预测比纯粹靠运气还要糟。”谢尔顿这样嘲讽他的同行们。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它打破了普通财经人士所可能有的某些迷信，让我们重新发现商业世界的莫测以及蕴含在其间的创造世界的勇气。
    在这一年，反观国内创作，一向弱小的本土财经图书却似乎呈现勃然之势。就在年底，《差距》、《长大》、《最糟糕情况下的营销》等书相继轰隆隆地出版，就其设计、印刷质量以及推广声势来说，颇不输于任何外版畅销书，目前在各大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这些本土书籍已经一再出没。我始终认为，就如同发生在所有日用消费品领域的事实一样，引进版与本土版财经图书的此消彼长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等待的，是中国商业教育以及咨询业经验的积累和成熟，以及这一代商业写作者心智上的独立。
    在２００３年的阅读中，不能不提的是中国企业史的写作。继畅销一时的《联想为什么》、《海尔中国造》之后，新一代财经作家们的创作仍然是那么让人期待。广州的何志毛写出了《红黑科龙》，这位伺候过科龙集团前后三位总裁的“公关科科长”用诗人般的笔调为一段畸形的青春狂飙写下了背影，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成长逻辑的梳理，而是它对中国企业在资本空心化状态下的挣扎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反思。它留存了一堆十分罕见的记忆碎片，若干年后当有人立志要为过去２０年的中国企业写一部“青春史”的话，《红黑科龙》恐怕很难被绕过去。
    在关于企业成长模式的探索方面，就要说到迟宇宙的《海信史》和《海信经验》，这位不擅言辞却无比坚持的年轻人以一年的韧力和五十多万字向我们描述了与海尔同城的另一家电器公司的成长轨迹。很显然，迟宇宙企图用一种写商业史的手笔来完成这部作品，可是让人稍稍感到遗憾的是，在他所表达的商业思想与被描述体之间似乎总是闪烁着一些裂痕和落差，一种不堪被承受的、模糊不清的光荣与责任贯穿了整个阅读经历。读了《海信史》的人大概都会有与我相似的感慨：今天，对于所有的观察家来说，首要的困难似乎仍然是标本（企业对象）的选择以及足够的公开和秘密资料的占有。
    尽管如此，迟宇宙的努力仍然是很可贵的。他在前言部分列举了一些可以参照阅读的书籍，毫无疑问，那是一些真正让人激动的书名：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Ｊ·布尔斯廷的《美国人》、Ｊ·康马杰克的《美国精神》以及Ｓ·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这些作品是迟宇宙们出发的起点。而对于所有向往这条道路的商业人文青年来说，它们的阅读价值几乎同样的巨大。不过，这些伟大的作品都是“他们的故事”，而我们自己的，刚刚出发，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