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规则”阅读

仲伟志＝文 2004年2月21日23:24

    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描述的那些人使我们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勇敢而敏锐，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智慧，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冷酷和狭隘。史景迁使我们在阴鸷的中国历史中看到了上升的力量

    2００３年，没有哪一本书比《血酬定律》更能使人感受到中国传统历史的阴鸷了。
    在吴思的上一部书《潜规则》当中，他描述了造就所谓“潜规则”的力量。那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中就变成了合法伤害权。后来，吴思继续追踪这种能力的踪迹，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在这轮追究的最后阶段，他碰到了更深层的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提出了“血酬”和“元规则”等概念。吴思认为，这些概念代表了他力所能及的深度。
    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越来越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道理很浅显，却被吴思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比如“元规则”——“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着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这是令人惊悚的结论，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我们的确不必去寻找什么历史证据。“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
    与黄仁宇讲究数字的明史解读不同，吴思的《潜规则》单薄、零散，却说破了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灰色力量。而《血酬定律》则更深一步地告诉我们，历史上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对人类主流价值的认同与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的本身。《血酬定律》一语道破了中国历史强悍的原动力，实为诛心之论。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官吏必然深谙此道。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的张居正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他整饬吏治、刷新颓风的法宝就是绝对的权力。在圣眷优渥、权倾朝野的时候，他动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可以说是“不择手段”——革新税赋，梳理财政，这种做法压缩了官吏阶层的利益空间，既得利益集团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尽管张居正胆识与勇气过人，而且老谋深算，但身后还是家产尽抄，祸连老母，罪及子孙。
    ２００３年，诗人熊召政恢弘的小说巨著《张居正》声名大震。在那些已经滥觞的宫闱争斗和权谋文化的叙述中，熊召政似乎为所谓“元规则”做了一个卷帙浩繁的注脚。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吕日周与张居正做过比较。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２００３年初“安全着陆”，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随即出版了他的自传《长治，长治》。吕日周本质上还是一个讲求“道”和“理”的知识分子，但他在长治整肃吏治的工作方式却往往被下级官员视为简单和粗暴。当他成为地方利益格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的时候，为革除积弊，他不惜矫枉过正，种种诟病与咒骂于焉展开。这种对绝对权力的依赖，已经被“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周梅森在《绝对权力》中反复警告。
    也有人把周梅森称为“政治游戏的分析师”。其实这原是美国人对《硬球》作者克里思·马修斯的评价。克里思·马修斯先后担任美国参议员弗兰克·莫斯的助手、第３９任总统吉米·卡特的演讲撰稿人、国会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第９５－９９届）的首席助理兼发言人，数十年生活在政坛高层的幕前幕后，目睹了许多政治人物的沉浮成败。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大球场，或者说许多球场，只有那些能玩硬球的人才能成功。一个人如果掌握了硬球游戏的法则，在这个日常生活充满了政治权谋的世界，他就能赢得一席之地，并且发达辉煌。
    据说《血酬定律》、《张居正》、《硬球》、《绝对权力》都深受企业家、公司白领、大学生的欢迎。这些书籍之所以受到欢迎，很难说是一种历史反思思潮使然，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大家想从中学习争夺社会资源的各种策略，以便扩大自己在社会名利场中的边界。这本来无须厚匪，但是，这似乎标志着权力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说明了我们的社会精英以权力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正在强化。这样的阅读图景应该让我们有所警惕。
    甚至有人将“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理论发展到了国际关系领域。他们将美国军队与践踏欧亚大陆、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的成吉思汗铁骑视为同类——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到处立法，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原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那么，什么是正义？答曰：正义也是暴力最强者的选择，胜利者可以随意改变正义观念的内涵。布什或许没有想到，在世界的东方，有人为他的单边主义行动创造了理论基础，为美国在２００３年最终绕开联合国对伊打击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
     我不得不说，中国历史这种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农民斗争观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当代思潮。让我们看那一本《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它记录了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两大阵营的思想交锋。让我们看这本书的封底介绍：“中国‘新左派’在时代的思潮中异军突起，它的全球视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标志着在２１世纪格局中中国本土文化立场的诞生。”——战斗精神力透纸背。
         自从清朝覆灭，中国知识分子亟需重新理解自身和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全面解释。按吴思的观点，专制帝国崩溃之后，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有解释力。毫无疑问，革命精神的本身就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方式，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这种理论也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关系：通过对抗，落后或许可以转化为优势，中国或许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这种民族心理张力是否为所谓的“新左派”提供了丰厚的土壤？２００３年，至少在对待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上，许多贴着“新左派”标签的中国知识分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当时读多人跳将出来认为，倒萨战争如果进展顺利，将会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深刻影响，将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他们认为，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它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如果顺利地解决了伊拉克问题，美国的矛头最终还会集中到远东地区来，就会对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战略压迫，最终达到它独霸世界的目标。所以他们认为，倒萨战争之后，中国的战略环境会出现进一步恶化。　　
    他们分析问题的逻辑当然是：美国之所以要倒萨，并不是主持正义，而是为了控制世界经济命脉，进而控制整个世界，是暴力最强者的必然选择。所以为了阻止美国的霸权行为，中国必须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我们似乎听到了一种久违的声音：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支持。而在这种声音的背后，则是“世界上并无正义可言，只有强权才是一切”这样的思想逻辑。
    国际矛盾冲突往往在一些相对弱势的国家与地区形成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由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资源中沉淀着大量左派话语，民族主义就容易与左派话语相结合，就可能使多元思想分化的平衡发展受到破坏，这种学术上的极端话语方式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建。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开始藉此为极端主义招魂，“奴隶们开始怀念埃及的肉锅”，凡此种种，必将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
    在这种时候，我们最有必要重读的就是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书中描述的那些人使我们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勇敢而敏锐，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智慧，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冷酷和狭隘。史景迁使我们在阴鸷的中国历史中看到了上升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路径选择上的内心冲突从未停息。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写到了１９８０年。在那之后的历史由谁来写？是王安的《２５年》还是凌志军的《变化》？不，都不是。
    试图描述１９８０年以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邓小平文选》三卷做到了。比如，在邓小平的理论体系当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实是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注意，在《邓小平文选》三卷里面，邓小平反复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这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他早在１９９０年就意识到，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尖锐起来，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和矛盾，似乎都可以概括在这“四大矛盾”之中。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