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知识之镜

吴拓邦＝文 2004年2月21日23:24

    穿越固有知识藩篱的体验是什么？《植物的欲望》里的一句话可以提供答案：当你合上书时，外面的事情（以及里面的事情）会看起来有所不同了。

    今天的世界，再也没有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那样的通才。当年轻人尚未踏进大学的门槛，他们就得在志愿表上把自己分配到文科或理科的盒子里，如同掷骰子一般把身体抛向未知的将来。轮到毕业之时，已被数年间累积的书本压缩视野的青年，又面对蜂巢般的就业市场，把自己推销到某行业某公司的某职位上。以记者职业为例，你可以选择社会新闻、财经报道，还可以钻进娱乐版面。知识和文化的分裂已无可挽回，一个网络社区的成长历程就能呈现这一趋势：水木清华ＢＢＳ最初才几十个版面，如今已有３５７个板，光是计算机就有５０来个板。《圣经》说诺亚的后代要在巴别城建通天塔，上帝发怒了，让造塔人各说各的语言，无法沟通。我们今天也置身于这样的巴别塔中，政府公务员搞不清汤姆·彼得斯是何许人，ＩＴ精英也无须懂得王国维的诗歌三境界。
    如果把所有知识普及都称作“科普”，那么“科普”就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启蒙，而是翻越学科之墙的楼梯，打通学科隔膜的通道。大前沿一说，Ｇｏｏｇｌｅ是最好的图书馆。按这种说法，只有高超的作者才知道如何选择关键的搜索词，用智慧之针，从庞杂的历史和观念中编织出美妙的图画。
    《驯服偶然》的作者伊恩·哈金显然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该书将文史哲和数理化融于一炉，问世不久便被评为“２０世纪１００部英语书写的最佳作品”之一。这并非一部为了炫耀学识的著作，哈金带领我们穿越１９世纪的欧洲大陆，展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大脑如何将自然科学的思维工具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哈金的聚光灯落在了社会统计以及由此生发的概率理论，乃至“偶然”给哲学图景带来的变化上。这番知识考古学之旅的结论是，物理学家抛弃决定论，社会科学家则看到了偶然的价值所在。
    １９世纪的迪斯雷里也许说过这样的话，世上有三种哄人的玩意儿：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在拿破仑之后的和平时期，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统计机构，开始收集并出版涉及许多生活方式的数据。除了出生、死亡和婚姻，疾病和自杀数据也进入数据狂热者的视野。随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够进行“数目字管理”，“政治算术”、“社会物理学”等名词开始出现。一些数据狂热者开始在不同数据之间寻找关联，并发现了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在可靠性方面是否可以和物理学、天文学定律匹敌，这是哈金关注的焦点。
    必须承认，读哈金的书得下苦功，但收获也是同比例的丰厚。在１９世纪的欧洲思想者那里，原子、化合物、动植物、心理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知识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哈金的笔触描绘的是那个时代的思维图景。所有的智者根本没有局限在人文社科或科学的门槛内，而是自由穿越各种知识边界。比如决定论的经典表述出自拉普拉斯，他就将概率论应用于司法问题，使得司法统计学具有了应用价值。而其门生泊松却用统计推理将其结论推翻。通过《驯服偶然》，我们看到的法国大革命，就不仅仅是政治派别的纷争，还有陪审团制度如何在概率推理的讨论中不断演化。
    科学和人文的分野，其实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顽疾。这种分割，已经嵌入社会的骨髓。４０多年前，斯诺曾在《两种文化》中忧虑地指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相互之间甚至攻击谩骂。
    双方的心理对阵在西方和当今中国呈现不同的态势。理论物理学家盖尔曼曾如此形容西方人文学者对科学家的心理优势：“艺术人文领域，甚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有人以几乎不懂科学技术或数学为自豪，相反的情况却很少见。你偶尔会遇到一个不知道莎士比亚的科学家，但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以不知道莎士比亚为荣的科学家。”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用北大教授吴国盛的话说：“不幸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里有人，甚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有人以几乎不懂文史哲艺为自豪，相反的情况却很少见。你几乎不会遇到一个不知道爱因斯坦的人文学者，而且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以不知道爱因斯坦为荣的人文学者。” 他还记得，“在８０年代，文学知识分子个个对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着迷，而９０年代的霍金热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知识分子炒起来的。”
    斯诺曾一厢情愿地希望出现第三种文化——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的鸿沟逐渐缩小，关系变得融洽。而美国书商布罗克曼则为这个词赋予了新意。在他那里，“第三种”文化是科学写作者直接与一般公众交流。这可不是简单的科普，而是一些颇具野心的著述。这些科学思想家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写作，向人们揭示“人生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深邃问题。在布罗克曼看来，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已日趋保守，他们用自己的一套术语在自己的领域里绕圈子，日渐膨胀的注释条目越拉越长，直到真实的世界无处可寻。
    布罗克曼有资格从事这样的工作，他网罗了英语世界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比如进化论的科普作家古尔德和道金斯、物理学家彭罗斯和盖尔曼等等。这些人都是科学前沿极具活力的探索者，思想新锐，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布罗克曼所说的“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一书即是由诸多科学思想家的采访录编辑而成的，可以说是对这些人做了一次整体包装。
    本年度另一本让人大开眼界的书叫做《植物的欲望》，书名已有颠覆人们固有观念的意味。英文语法教人们把世界分为主动的主体和被动的客体，但在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同进化中，每一个主体都是客体，而每一个客体同样也是主体。当狂妄的人以为自己在驯服自然、选择物种时，该书作者却看到，苹果、郁金香、大麻和马铃薯分别诱惑和限定了我们关于甜、美、醉和控制的定义。如果从植物的角度观看人类文明，那么农业就是草本植物利用人类战胜树林的一种方式。由于采取植物的视角，人类的学科分类也就土崩瓦解了。作者以四种植物为线索，把人类和它们的关系编织成精巧的历史。其实作者发明了一门新学问——欲望植物学，这也正是该书英文名的直译。
    穿越固有知识藩篱的体验是什么？《植物的欲望》里的一句话可以提供答案：当你合上书时，外面的事情（以及里面的事情）会看起来有所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