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完美

樊纲＝文 2004年2月21日23:28

    对我们来说，体制转轨还远没有结束，国际上对中国问题的缺乏理解，经济学中由于制度分析还不充分而存在的缺陷，也正说明转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能仍是有待发展的理论前沿

    钱颖一教授的文集《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收入了他在最近十几年中发表的用中文写成的经济学论文。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针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某一方面紧迫而现实的问题，介绍现代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并用这些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最后以政策建议收尾。以其扎实的现代经济理论功底和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密切关注与深入了解，钱颖一教授这些文章许多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和政策讨论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现在，这些文章已经汇集到一起，再读起来，给人印象最深的，或者说它们放在一起最突出的“要点”，有以下两个方面，特提出来推荐给读者。
    第一，钱教授再次告诉中国读者，现代经济学“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现代经济学对于分析和理解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是有用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些国人认为现代经济学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基础，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现象并成为政策分析的基础。时至今日，在经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只要人是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或者说，同样是自私和贪婪的，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就是普遍适用的。本书中运用各种具体理论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分析，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人对构成西方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那些“完美的”假设表示怀疑，怀疑在那些假设下的理论模型对中国问题的适用性。但正如钱颖一在书中所指出的，这些“完美的”东西在理论体系中首先起到的是“参照系”的作用，有了它们，我们才能系统地去分析那一个个不完美的现象及其原因，并引出如何走向“完美”的政策建议。人类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尝试了各种经济体制，逐步淘汰了一些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的过程；而一种经济体制，比如市场经济，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发达市场经济的体制，也还不完美，也不完全就是教科书中的完美的模型，像我们这样的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经济，情况当然就更加不完美。但如果经济理论连什么是“完美”都不知道，还怎么指导人们走向“完美”？正是有对完美的模型的假设，我们才能发现现实中的不完美并努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所要注意的问题仅在于，在任何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体制转轨的特殊阶段上，我们还不可能、也不应该一下子实施所谓“完美的”目标模式，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逐步向完美的目标过渡。
    第二，钱颖一教授又指出了某些经济学理论的“不完美”之处，他特别指出，由于在经济理论中没有充分引入制度分析，导致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的许多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这些经常在国际上开学术研讨会或非学术研讨会的人体会最深。与西方一些学者（以及我们的一些留学学者）对话比较困难的地方，就在于许多人生活在一个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法治体系、政治制度、商业文化等）当中，学的是以这一体系为前提（甚至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即“ａ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下写成的经济学教科书，又不想去花一些时间、精力认真研究一下还处在市场制度体系发展过程中（甚至是早期）的经济或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可想而知，他们所得出的理论分析与政策主张会与我们的现实选择有多大的差距。而这一“对话的困难”，也恰恰揭示了我们这些研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学者能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的特殊机会：我们正好可以去弥补尚存的不足。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与钱颖一教授进行一些讨论。
    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说许多理论要素都已存在，比如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本身及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分析，比如“次优理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在人们的理论分析方法存在“片面性”，没有运用已经存在的某些特殊方法来分析特殊的问题：也就是没有把制度条件的分析引入理论体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恰恰说明经济学目前的问题不是缺少制度分析，而恰恰可能是有些制度分析还不到位，还没有对问题进行正确的阐发，存在着有待填补的理论空白。比如，人们认为体制改革“非白即黑”，没有按照“完美的公式”做，就是错误的，成功了则表示不可理解，这可能恰恰意味着制度经济学及转型经济学本身还存在缺陷，比如对各种体制之间的相关性和互为条件的相关关系，以及体制之间不协调所产生的后果等，缺乏充分的理论分析。在我看来，从理论上论证（而不是仅仅是“理论前的观点”）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这些身在体制转型过程当中的中国经济学者能够在理论层面做出贡献的地方，正是转型经济学研究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魅力的地方。
    时至今日，国际上有人认为“转型经济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他们认为东欧的转型已经完成，中国的问题属于“发展”问题（但同时又时时拿东欧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做比较）。但是，对我们来说，体制转轨还远没有结束，国际上对中国问题的缺乏理解，经济学中由于制度分析还不充分而存在的缺陷，也正说明转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能仍是有待发展的理论前沿。因此，用一句当今时髦的话说，我们应该将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进行到底”！从长远来说，转型经济学的成果也一定会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入经济学体系的大厦。
    最后想告诉读者的是，本书“说的是中国话”，是中国读者都能懂的中国话，而且深入浅出，把深奥的理论问题条理清晰地阐述出来。有人总说文章写得好是文字功底好，我不完全同意。作为理论家，文章写得好，首先是因为对理论理解得透彻，自己想得清楚，才能阐发得清楚，才能使人读得懂。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作为一位在英语环境中学成的理论家，钱颖一能用准确的词语表达出复杂的意思，写成中国人很容易读懂的文章，也需要相当好的中文功底，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握，仍然是第一位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