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我的阅读史

许知远＝文 2004年2月21日23:29

    比起其他社会风向标，拥有更为古老的传统的书籍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日趋下降，却仍不可忽视。一个民族共同阅读一本书的年代已经结束，它不仅意味着令人喜悦的多元社会的开端，它同样表明这个民族正在失去集体性的想象力，混乱的价值观使这个社会缺乏共识、缺少同情
    
    比起其他社会风向标，拥有更为古老的传统的书籍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日趋下降，却仍不可忽视。一个民族共同阅读一本书的年代已经结束，它不仅意味着令人喜悦的多元社会的开端，它同样表明这个民族正在失去集体性的想象力，混乱的价值观使这个社会缺乏共识、缺少同情。 
    ２００３年，在我们的推荐书单上有这样几本书，它们是一本小说、一本外交、两本传记、一本商业、三本历史、两本随笔集……它们没有统一的风格，严格来说，甚至不是同一年出版。它们中大部分甚至不能真正称得上原创作品，剩下的大多是翻译著作，这些著作出自不同国家与年代，不过恰巧都在２００３年出版了中文版。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外来思想与生活方式塑造着我们的观念与趣味。我选择它们，与它们的销量无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它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无关，我尊重的是，它们在哪些方面有助于填补我们智力生活中的空白，在哪些方面，它激发起我们对新知识的热情。所以，我甚至有意舍弃了诸如《我们仨》这样的作品，因为除去家庭琐事，它实在没有讲出什么新东西；我也放弃了一些显然影响更为深远的作品，比如彼得·德鲁克的三卷文集，因为他的思想早已为大部分人熟知。 
    “（这本书）是写给向往过大时代、大成就的青年的。”一名笔名叫丁三的２９岁的年轻人在《蓝衣社碎片》的序言中写道。这本超过 ４００页的无法严格归类的作品无疑是本年度最有魅力的作品，粗糙的包装与仍不够成熟的写作技巧无法掩饰它散发出的动人气质。对于在中国革命史教材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来说，这本书打破了我们对２０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抽象而单调的看法。作者对于蓝衣社的兴起与衰落的描述，诉说出了中国社会的秘密。
    不仅与丁三一样，两位同样年轻的作家覃里雯与邹波也在２００３年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尽管随笔集这种样式已在过去几年中迅速衰落，它甚至即将被挑剔出严格意义上的作品的行列，但他们两位的《冷酷的新闻纸》与《书与画像》在相当程度上，重建了中国随笔作家的希望。前者收录了作者近两年的新闻文化评论，这些评论与众不同的是，它含有真实的智力成分，而非常识的重复。覃里雯试图从每日的新闻碎片中捕捉到一个更大的图景，在表面现象之下发现潜流，充分的文学训练则使这种捕捉更为动人。至少在某一个相对狭窄的层面，邹波是中国最好的散文作家，他的文字的婉转与动人程度、画面般的效果，在偶尔时刻会令人想起博尔赫斯或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对内心的探询常常令人备感温暖。当然，他们仍还年轻，除去才华，写作更是对韧性与胸怀的考验，他们仍未能证明他们拥有描绘更广阔的世界的能力。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８日，钱其琛卸任，他安排的退休生活是看从前没有看过的书，做从前没时间做的事。８个月后，《外交十记》出版。尽管就驾驭能力而言，它与亨利·基辛格的《白宫风云》仍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如作者所说，它由相对散漫的篇章构成。尽管７年地下党员的经历使作者拥有了傲人的记忆力，但如果能佐以更为详尽的文献或是增加更为个人化的描述，它的史料性都将大为增加。但不管怎样，这本书仍可以说是过去几年中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为特殊的文集之一。在中国不断展示其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新姿态的大背景下，它对于过去２０年几次外交事件的带有个人视角的记录，很可能将开启一种新的外交写作的形态。在西方出版传统中，外交事务一直是卸任政治家与新闻记者们最热衷的题材，它是一个国家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程度的反映。 
    比起５年前出版的《交锋》，凌志军的《变化》呈现出更纯粹的记者风格。１３年的亲身经历与新闻媒体的记载，使这部半新闻、半历史的作品具有充分的阅读性。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２年是中国历史中相当奇特的一段，在政治体制依旧维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变革与社会变革持续不断，波及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于旁观者来说，他几乎可以从每一项微小的事物中看到更深刻的变革，从第一家证券市场的设立到北京居民不再储藏冬季大白菜，这位《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刻意学习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渴望写作尽可能囊括细节的历史。尽管，他的学习还不够彻底，驾驭材料仍显得不够游刃有余，他的口气常令人想起８０年代的报告文学，而非西方的非虚构类作品，但他的努力值得尊敬，而且它也几乎是试图对过去１３年作出描述的作品，尽管它缺乏基本的历史哲学。 
    一位同样没有受过正规历史训练的作家也一直在试图寻找支配中国历史的真正力量。在《潜规则》出版４年后，４０多岁的吴思在今年出版了《血酬定律》，它相信暴力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真正游戏规则，吃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一直比产业工人多。通过大量民间资料，吴思分析一个典型的零和社会，人们通过资源的再分配，而不是创造新资源来获得生存。这两本先后出版的著作都不算上乘之作，它激起的阅读热忱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出于对历史幽暗一面的好奇。令人沮丧的是，在一个新非零和游戏日益形成的今天，大多数人仍希望借助零和游戏的规则。
    什么力量能够打破零和社会的惯性？一本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译著《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是２００３年最值得记住的商业书。哈佛商学院教授德伯拉·帕斯从１５世纪葡萄牙人的探险开始，讲述了电报和无线电在１９世纪中叶的发展及２０世纪卫星电视与互联网故事……这是一个冒险者与技术天才不断拓展新世界的过程，也是新发明不断渗透旧世界并改变它的过程。通过对于技术、市场与政府三者关系的探讨，帕斯也一并回答了西方社会在过去５００年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它总是通过新世界带来新资源，而不是执迷于原有的分配。此外，这本书的写作手法远胜于大部分文学作品。它被埋没源于包装的粗糙。 
    哈耶克与波普尔是继马克思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于极权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使一代人寻找到了理论基础。《哈耶克传》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我们对于这位奥地利思想家的了解的空白，他的个性与他的理论同样激起人的好奇。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版的《奥威尔》具有类似的效果。《１９８４》与《动物庄园》帮助我们戳穿了一直以来的谎言，但我们却一直对这位命运不济的英国作家所知甚少。 
    大约２５岁时，我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求知与焦虑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将所有书籍都变成了材料，而不是一个和你一起呼吸、倾听你内心世界的伙伴。在未来１０年，它仍将如此。对于一个总是充满欲望与不安的社会而言，书籍所扮演的角色仍将是庸俗的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