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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絮语——《纽约客》和它所创造的世界
本·雅各达/文 于威/译 2004年3月16日13:17
远方来信
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一位名叫哈娜·Ｍ·特纳的美国女子正在意大利北部的红十字会服务。一天晚上，她接到指示前往一个医疗站，帮助那些正在等待乘卡车和救护车向后方疏散的伤员。“大多数的人都失去了知觉，”特纳女士在写于１９９６年的一封信中回忆道：
“当时我跪在一个人的身旁，查看他的身份牌，握着他的手同他说话。说了些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接着他说，‘如果现在你能得到一样东西，你想要什么？我指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是物质的，是你可以摸得到的东西。’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一本《纽约客》杂志。’他怔住了，然后开始大笑，眼里也迸射出火花。我了解到他还是个学生，当哥哥在太平洋战死后他应征入伍。但是他最想谈的就是《纽约客》。于是我们回忆起最喜欢的卡通和作家，在另一个世界里呆了大约１５分钟，那里既熟悉又有趣，与另外一个世界相距甚遥。”
哈娜·特纳之所以把她的经历告诉我，是因为我在《纽约时报书评》上留了一句话，请求《纽约客》的“老读者”们填写一个关于他们与这本杂志关系的调查表。我预计会得到大量的反馈，但是我全然没有想到，在收到的信件里，有将近７００人像商量好了似的写了同样一句话，“我以为你们永远都不会问这个了呢！”很多回信的人包括特纳女士等不及填调查表，就直接写下了他们的想法和经历。我们一共设计了７组问题，绝大多数可以自由发挥，其中有一半以上的问题需要花时间来回答，有些甚至需要三四页纸。
《纽约客》从其１９２５年创刊之日起，就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杂志。１９７５年，约翰·列奥那德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评论布兰登·吉尔所著的《这里就是＜纽约客＞》时写道：“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随这本周刊一同成长。”他接着说：“无论我们读它还是拒绝读它——这当然取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类型的人——它都与洁净的指甲、大学、支票账户和良好的意图一样成为阶级标志的一部分。不论好坏，它可能塑造了我们的幽默感。”不止于此：比起任何一个实体，《纽约客》在塑造“我们的”英语散文的合宜感和不合宜感、品位的高下之分、对适合刊载的个人及全球事件的态度等方面，做得都要更好。与此同时，“《纽约客》卡通”和“《纽约客》短篇故事”还超越了单一的体裁进入了文化的范畴，它们的名字暗示了一种独特的基于经验的审美取向。
仍不止于此：《纽约客》在整个文化中产生共鸣。要理解这一点，只需就近看一下１９９８年夏天当蒂娜·布朗突然辞去《纽约客》主编时媒体的各种报道。那时，《纽约客》周刊已经连续１３年亏损，发行量只有区区８万份，正在其“标准与理想”的经典形象与最新的鸡尾酒会浮华报告、泛滥的广告宣传和时事追击间尴尬地摇摆。但是，《纽约时报》把辞职事件放在了头版；《时代》周刊用６个页码的篇幅报道蒂娜·布朗的离任还有她的继任者——《纽约客》的作家大卫·雷姆尼克。
印刷版式提供了一种更微妙的——事实上，更多是潜意识的——象征。《纽约客》的第一任艺术总监雷·埃尔文为这本杂志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展示风格，而他的名字也成为这种风格的名称。８０年代，随着电脑排版的普及，任何一位设计师如果想让产品传达出高雅的城市味道，虽然未必尽然，只要对埃尔文风格略作改动即可。
我收到的调查表为《纽约客》及其读者间的纽带赋予了血肉。每一个回信的人——他们大多都不住在纽约市——都描述了他们与这本杂志的联系，通常都是讲自己受到了何种教益。正如一个人所说的：“也许我试图要说的是，我总有一种被《纽约客》滋养的感觉，读完一期杂志，我不仅感受到愉悦，而且还受到启蒙，从那些技艺精湛的大师的作品中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赫西、麦克菲、弗兰纳、安吉尔，这真是一串光彩耀人的名字！”很多人还说，没有《纽约客》的日子是无法想象的（尽管蒂娜·布朗改变了这本杂志，而此举让大多数人反感，但他们仍然继续订阅）。为了让这种象征性的联系变得实实在在，他们通常把旧的《纽约客》保存下来，一个月接一个月，一年接一年，十年接十年。有些读者则更进一步，他们把《纽约客》的封面用于各种审美的或者装饰的用途，似乎让《纽约客》成为家中一个永久的景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这样做的读者构成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精确地讲，是１２％）。他们讲了自己与《纽约客》的故事，虽然不像特纳女士在意大利北部床边邂逅那样富于戏剧性，但仍然无比生动：
——我的９岁生日（１９３８年）正赶上我的周六仪式。我和姐姐早早吃过晚饭，在父母吃晚饭而且睡觉时间还没到时，我拿出专门留到周六的《纽约客》读给他们听。如果它是在周五送到的，我要等到周六才打开它。当我１０岁时，第一次外出野营，有一列专门供野营使用的火车。人们在车站上买要在车上阅读的东西，很多营友买的都是漫画书，而我买的是《纽约客》。
——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里（１９６３年）陪伴我的是一本刚下架的《纽约客》。在我坐地铁或公车从大学回家的路上，一路上都要让人照顾，而且知道一定有坏消息在等着我。我不知道坏消息到底有多坏，但我知道等待我的是艰难时刻。我的《纽约客》成为了我的安全毛毯，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几乎记不起有哪个时期我没有读《纽约客》。当我还是个１５岁的女学生时，就会被它所展示的富于诱惑性的世界所深深吸引。它的优雅、魅力、成熟与我所知道的生活相距几个光年。
——１８岁时，我一定已经开始读《纽约客》了；我记得是在１９４３年订阅了这本杂志，那时我１９岁。我叔叔给了我５美元（当时是很阔绰的一份礼物），让我去“买些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决定把这笔钱投资在订杂志上。从此沉溺下去不思悔改。我是在１９４０年从纳粹德国以难民的身份来到这个国家的，定居在纽约费里斯特山。白天，我在曼哈顿给人当秘书，晚上，在亨特大学读书。我在地铁上进行了大量的阅读，我还记得一位同事或者同学在看到我拿着《纽约客》时所说的一句半恭维的话，“非常成熟的杂志。”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２日，在高中毕业两个月并年满１８岁时，我加入了美国军队。几周以后，我平生第一次邂逅《纽约客》并从此欲罢不能。我被那些对书籍、杂志和报纸失误的智慧的评论深深吸引，还有卡通，尤其是乔治·普莱斯画的那些。
……
事实上，我早就知道这是事实。当我一页页地读着这些令人感动的证词时，无法阻止回忆起自己与这本杂志的联系。我的母亲是在１９４０年代以“职业女性”的身份来到纽约的，她把《纽约客》当作了适应曼哈顿世故人情的护身符。这本杂志伴着她来到郊区，地位也随之提高，成为了英语散文、批评的敏锐性与政治判断的示范。当宝琳·凯尔给她的崇拜者回寄了一封签名信时，母亲欣喜若狂，骄傲地把它贴在凯尔的一本书的封面上。与很多读者一样，我也记不起曾经有哪个时期家里看不到《纽约客》，像他们一样，我也是从毕业前喜欢卡通开始，到喜欢专栏下面好玩的小报道，到评论（凯尔和惠特尼·巴利埃特），到幽默小品（Ｓ·Ｊ·佩雷尔曼、伍迪·艾伦、伊安·弗雷泽），到文章（约翰·麦克菲、凯尔文·特林、罗杰·安吉尔），到最终喜欢约翰·厄普代克、安·比蒂和鲍比·安·梅森创作的短篇故事。但是，作为这本杂志的共有人，并不代表我有能力敲开它的大门。
（连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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