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要的个人写作

王方剑 2004年3月16日13:19

    在国外，“政要出书”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比如尼克松、基辛格的回忆录，又比如叶利钦的《午夜日记》，等等。而在国内，政要的个人写作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尽管如此，近来中共数位“政要”的相继“出书”，却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大都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业绩。李鹏的《众志绘宏图：三峡日记》，在短短３个月内已经第五次印刷，印数突破１０万册；李岚清的《教育访谈录》，总印数达到了９万册；张震的《回忆录》上市不久，销售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截止到２００４年２月已经第六次印刷，印数高达１５万６千册。  
 
    这些书的市场表现出人意料——在国内发行２万册即可算做畅销书的市场景况下，这些书的业绩堪称一个奇迹。据悉，在北京市某家书店的一次图书排行榜中，《外交十记》一书入选２００３年最受读者欢迎的十本书。

    平民风格与个人色彩，是这些政要图书的一个鲜明特点。虽然都身居高位，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以平民的姿态进行叙述。用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博士的话来说，这几本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有别于此前很多领导人的文集，更多地加入了个人化、个性化的色彩。

    这几本书的写作还都有着非常独特的心理潜意识。李岚清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出文集，而愿意以这么一种形式出书，就是考虑到过了若干年之后，如果有些人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不了解，可能就会看不懂当时为什么那样去做。钱其琛在他的《外交十记》自序中，除了明确地说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真实准确”地写下来，还说“不求面面俱到”、“非史非论”，这种成书初衷背后透露出作者本人的个人判断、个人取舍和个人色彩。他们希望通过这几本书，把一些他们认为应该记住的历史细节记录下来。

    辛鸣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高位之人显露个人化的真实感受”、“记录重大事件要有社会视角”和“话语体系的民众趋向”来评价这几本书的共同特点。正是因为这几个因素同时集中在这几本书上，才产生了相当好的市场效应。 

　　其实，退位的高官写回忆录，在国内绝非没有。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有薄一波《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李维汉的《回忆与思考》，尤以前者的影响为最。不过，这些书的写法、初衷，跟最近出版的这几本“政要图书”还不完全一样。 

　　８０年代的那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实政治需要，尤其是薄一波的书，应该说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产生了非常直接的推动作用。而这几本书则更像是一种非政治诉求的、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的行为。 

    这种自我述职与他们在位时候的述职有所不同。政要们在位时，其述职的重点是一种组织程序化的述职，国家、政府领导人向全国人大述职，党的领导人可以向党中央、中央委员会述职，这属于组织程序内部的述职。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可以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向社会说一说，至于说得怎么样，由社会和民众评说。当然，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法律或者某个条款要求他们向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述职。在这个意义上，政要出书可以定义为一种自觉的述职，因为述职的重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政要图书”是受到严格限定的。有关部门先后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多次对中共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作出严格规定。可见，政要图书是要经过审批和批准才得以出笼的，同时，图书的题材和类别也有明确的规定。１９９０年，中宣部的５号文件在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指专门描写、记述上述人物的专著、传记、回忆录、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摄影作品等”。

    有资格出版“政要图书”的出版社，也只有几十家，占全国出版社的１／１０左右，除了每个省份的人民出版社之外，只有人民、中央文献、中央党校、中国青年、解放军等少数出版社获得了这个资格。而此次政要出书热潮，在是否获得“政要图书”的出版资格方面也是有所突破的。关于政要图书的规定都有很多详细的条款，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得到政要本人的同意，经本人审定。此外，即便是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人员、战友和子女、亲属撰写的作品中，有涉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内容的，也必须专题报批。

    “政要出书”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集中地出现，就每一本书而言确确实实是一个个并不相关的偶然现象，并非事前有组织、有策划的。但这种偶然背后也许表明了某种趋势，暗示着一股政治文化上的转变和亲民之风。“当我们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来对他们进行评述的时候，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说了些什么，而是我们在说、我们敢说、我们能说的这种客观事实，就已经充分展现出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清明之风，展现了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突破。”辛鸣的话也许最恰当地表明了这一波“政要出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