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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世界
卢周来 2004年3月16日13:43
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关于交易的经济学。而从最基本的层面看，交易经济学所告诉我们的，还是斯密在２３０多年前就已经给出过的理论：在交易过程中，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不仅增进了自己的福利，而且增进了公共福利。“只要是自愿的交易，肯定能实现由自利到双赢！”人们常将这一理论称为“斯密信条”。
主流的交易经济学也因为论证“斯密信条”而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没有冲突且还能不断进步的市场社会图景，即“斯密世界”。
然而，现实的世界似乎总不如“斯密世界”完美。
相信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个消费者都遇到过：为了买一件东西，我们不得不费尽口舌与商家讨价还价，终于将价格压到了自己可以接受的水平；然后我们高兴地将这件新买的中意的商品带回家，结果事后发现，要么这商品是假冒伪劣的，要么是价格上还是被宰了一刀。此时，所有的主观上的满足感也荡然无存。由此看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未必是双赢的。
资本家、地主以及工人之间的冲突更是屡见不鲜：从欧洲资本主义成长史看，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阶级就是从与大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占了优势而胜出的；而资本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斗争，从一般讼诉到组织工会，集体罢工，至革命性行为，平和的与惨烈的，各种方式都曾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
国家之间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通过自由贸易达到共同富裕之境，反而战争不断。英国著名左翼理论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近更是指出：刚过去的２０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杀人不眨眼的世纪，国家间战争与冲突造成的死亡总人数估计为１．８７亿人。同时，尽管自由贸易的区域随全球化进程其版图不断扩大，但卷入自由贸易中的国家贫富鸿沟同样在不断扩大。
这一切，显然是主流的交易经济学“斯密世界”所无法解释的。
１９５０年代，一个叫纳什的数学奇才定义了交易经济学“瓦尔拉均衡”之外另外一种均衡状态：即不合作或冲突世界中的“纳什均衡”。它提醒人们：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只要有机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经济人总会利用“策略性行为”通过损人而达到利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在“斯密世界”之外其实存在一个“纳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利的经济人的行为，并不能增进集体福利。相反，一个人在竞争或冲突中多得到一份福利，意味着另外一个人同等份额的丧失！更极端的情况，自利的选择最终将导致“双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囚徒困境”。
“纳什世界”的出现，使得不少经济学家研究交易之外的另外一种现象，即冲突问题。
这些成果先是在各个单独的领域中出现，而且涉及到的经济学家未必认识到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传统的交易经济学之外的一个全新的领域。博弈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分配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防务经济理论等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且已经十分成熟并系统化。这些领域还产生了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在这种情势下，１９８０年代初期，著名的数理与计量经济学家英特里盖特（Ｍ．Ｄ．Ｉｎｔｒｉｌｉｇａｔｏｒ，《经济学手册》总主编）正式提出应当建立“冲突经济理论”。此说得到经济学家赫什利弗（Ｊ．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响应。于是他在８０年代末与９０年代初首次将已有的成果进行综合，提出“冲突经济学”概念与体系。他认为，冲突经济学应该与交易经济学一起，构成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平行分支。前者的研究基于双方均势基础之上的交易与互利行为，而后者研究基于单边优势基础之上的斗争与互害行为。
在赫什利弗看来，冲突经济学与交易经济学两个分支都具备相同标准的经济理论要素：（１）决策者的行为选择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２）他们在追求最大化行为时都受到各种约束；（３）从一般生产理论的角度，投入总会转化为期望产出；（４）无论是冲突或交易最后总能达到某种均衡。
但两种经济学也存在诸多不同。首先，预设的前提不同。传统的交易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以及市场出清假设，在冲突经济学中相应地变成了“机会人”假设、不完全信息假设。所谓“机会人”假设，赫什利弗又称之为“马基亚维利定理”（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Ｔｈｅｏｒｅｍ）是指一个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不会放过任何有利可图的剥削他人的机会；其次，研究的工具不同，主流的交易经济学使用的是价格理论。而冲突经济学主要使用博弈理论（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ｍ）；再次，研究的重点不同。主流交易经济学是研究生产的技术。即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如何合理配置资源；而冲突经济学研究的是斗争的技术，即研究如何将资源配置于斗争性努力与生产性努力之间，以赢得竞争中的优势。最后，研究的结论不同。主流交易经济学的结果是“瓦尔拉均衡”。即总能找到一组价格使交易双方都满意。冲突经济学的结果则是纳什均衡。在给定条件下，你不动我也不动，你动我也动。
冲突经济学的应用与价值首先在于对现实世界的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比如，就交易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买卖双方交易未必达成双赢，冲突经济学有很好的解释。在冲突经济理论中，生产（经营）者利益与消费者利益是相冲突的。用经济学术语讲，这叫两者的目标函数正好相反。对于生产（经营）者来说，其目标是净利润最高。为了获得最高的净利润，它只能通过以下两种手段：一是尽量降低生产与服务的成本；二是尽量卖出最高的价格。为此，只要有可能，它就会偷工减料；它就会降低服务；它就会瞒天要价。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其目标是消费某种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最高。为此，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希望商品质量越高越好，价钱越低越好。为此，他总会拼命挑剔商品与服务质量，总试图拼命压低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于是，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冲突经济学不仅仅可以解释一般商业利益的冲突，而且在解释政治冲突中更有价值。比如，应用冲突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穷人集团更愿意选择以极端的革命性方式解决与富人集团之间出现的分配性冲突，而富人集团却更愿意选择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冲突理论更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军备竞赛的条件下反而更能维持和平，而一旦势力出现不平衡反而更有可能出现冲突。
冲突经济学的应用与价值更体现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传统的主流交易经济学总是认为交易会达到“双赢”，因而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研究如何使资源配置产生更大的效益。而以冲突经济学的眼光看，在现实世界中，对一方有利的选择往往对另一方造成损坏，因而经济学家更要研究如何避免最大的损害。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其名著《社会成本问题》开篇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掩盖了人们进行选择的实质。而我们讨论的问题具有交互性，即避免对Ａ的损害将肯定会损害Ｂ的利益。我们必须决策的真正问题是，这个社会到底是应该允许Ａ损害Ｂ，还是允许Ｂ损害Ａ？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尤其在界定产权过程中，政府对产权的任何重新界定，都不可能达到双赢，而必定是有利于一些人不利于另一些人”。
冲突经济学的这种“形而上”的意义，在我们观察所处的现实世界中，将肯定比交易经济学更有价值。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改革作为广义产权的重新界定，必定是一个充满摩擦与冲突的过程，因而我们不可对改革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改革过程中强势集团的“机会人策略行为”，将可能使“改革”成为某些人剥削另外一部分人的名义与工具，对此我们要抱以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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