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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与“大人物”
纽因 2004年3月16日13:49
枚子：
你在来信中说我用“罪责”的说法过于强烈了。毕竟，一个人仅仅有一生，而且是不可重复的短短的一生，他有理由通过可能的手段来追求自己的正当生活。尤其是对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而言，当他面对生活的困境不得已寻求国际救助的时候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砝码，而要他承担罪责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样的罪责应当由政府来承担。
你对人生的看法没有错，我相信这与你的基督教情怀是一致的。我对基督教没有什么认知和感觉，只对生命怀有一些朴素的情感。因此，我就暂且用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的权利观来表述你的思想，即每个人具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但是，我注意到你这里用了一个很普通的说法，那就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无论你这么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还是一个不经意的说法，我相信你已经区分了两种人。
我们不可否认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正当生活的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可代替的、独特的个人，而且他仅仅有一生，他的一生不能重新来过。造物主赋予他生命就一定赋予他生活的权利。我记得林肯在阐述《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天赋权利的时候就指出，一个人就把他自己用双手挣来的面包送进嘴里的权利来说，他和其他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是一样的。我从小就目睹了并且经历了平民百姓生活的艰难，他们不过希望把自己用双手挣来的窝头送进自己的嘴里。而今天，我们可能怀着比这稍微大一点的希望，但也不过是希望他们能过上普通的幸福生活。普通百姓的追求其实很简单，要求也很低，只不过从原来追求“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变成了房子、车子之类的物质生活，只不过是过上小康生活而已。
对于这样的生活理想，我心怀憧憬。但这仅仅是日常生活，而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因为政治有着更大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丰裕社会的物质生活。因为人性的追求除了物质，还有更为高贵的理想，一种比物质满足的日常生活更高的理想，比如尊严、荣耀、光荣、伟大等等。人性中对物质满足的追求和对精神高贵的追求这两种倾向究竟是对立的，还是相互促进的，我们至今还不能给出一个公认正确的答案。无论如何，如果说人的荣耀和伟大将要成为政治的目标，那么，单纯的满足物欲的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因为就像小猪不关心谁来饲养，它对主人惟一的要求就是吃饱喝足之后自由地享受阳光，满足物欲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关心究竟谁来参与政治统治，只要日常过得稳定，即使做殖民地也无所谓。
在香港讲课的时候，一位香港职员陪我们在港岛吃饭，自然说起了香港经济的不景气。他家里开了两家小店，现在的生意确实不怎么样。他很怀念以前的日子，因为那时英军的驻地就在附近，常常来光顾生意，自然生意兴隆收入颇丰。而现在解放军驻扎在那里，由于军队的纪律很严，不能在小店里随便消费，生意自然也就冷清了。从他说话的语气和无可奈何的神态，我知道他不赞成中国收回香港。我们暂且不论香港经济不景气的真正原因。问题是在这个商业城市里，生意快要成了香港人生活的惟一追求了，尤其是在殖民统治下，香港人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也自然没有对政治向往。他们差不多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而丧失了政治的本能。我记得８０年代曾经有人宣扬不要收回香港，让香港永远成为“美丽的自由港”，这差不多是说让香港人永远保持经济动物的生活方式。
面对这个香港故事，我选择了沉默，因为没有必要反驳，也无须让他感到紧张。像他这样生活在香港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关心的不过是自己小店的生意，这差不多是他人生惟一的希望，只要小店的生意好，其他的都无需考虑。我只能默默祝福他的生意好起来，但我知道，政治不是简单地围绕这个小店的生意展开的。毕竟，政治所面对的不是阳光下追求快乐的小猪，而是充满了雄心和野心的人，充满了邪恶欲望或者高贵理想的人，同时具备了神性和兽性的人。如果把快乐小猪的日常生活作为人生标准的话，那么这种人生与政治的努力似乎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政治必须在有争议的、甚至对立冲突的价值之间做出选择，必须在个人意义归属的身份认同上进行归类，必须在谁来统治、凭什么统治和如何统治等等这些政治的根本问题上做出选择。而日常生活本身尽管是政治选择的一个要素，但他不能为政治本身提供充分的立场。
还记得你给我讲过的张爱玲的小说吗？她的笔下描写过一个小人物，一个上海女佣。她对日机轰炸和交通管制置若罔闻，因为她关心的是赶紧回家做饭，至于是不是日本人占领上海并不重要。她关心的是做饭，而不是保卫上海，她关心的是生活，而不是领土。如果把这种生活的标准作为政治标准，那么也许日本人或者美国人占领上海才是正当的，毕竟在当时可能日本或美国比国民政府更能提供这种小康生活。
张爱玲对生活中这些小人物的可爱充满了怜惜。也许在她看来，真正坚韧的不是政治，而是这些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非政治的生活态度使得中国人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在经历了外族入侵甚至外族统治的风雨挫折之后，依然能以一种平常心生存下来。事实上，这在晚清的时候甚至成了一种政治哲学，以为要同化一个外来的民族，就让这个民族先来统治中国人。这种粗浅的经验主义没有看到现代的到来导致文明模式的彻底改变，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暂且搁下来。不过，我们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个一心想回家做饭的女佣被警察挡住了，被日本人的飞机挡住了！谁能让这个小妇人回家做饭呢？谁来保护小人物的这种小康生活？中国人、日本人或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终于不可避免地碰到了政治的边界，日常生活无法回避政治，或者说日常生活的前提条件就是政治。
事实上，那个小妇人的生活理想是不能自足的，如果没有警察的阻拦，她也许就死在日本人的飞机下了，或者如果国民政府足够强大，她才能无所顾虑地回家做饭，或者中国人都愿意当亡国奴，日本人也会让他回家做饭的。无论如何，如果没有政治统治的保护，小妇人这种小康生活只能是原始的乌托邦，因为这种生活假定了人性中只有温情脉脉的善，而没有残忍的恶，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没有土匪的抢劫等等。而一旦承认人性中依然具有邪恶的力量，那么没有政治保护的乌托邦生活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因此，小人物的小康生活必须以使人类脱离战争状态的政治统治作为前提。正是政治使得我们从小人物中间区分出了另外一些人物，我们暂且称之为“大人物”吧。如果说政治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那么，肯定是“大人物”对“小人物”的统治，“大人物”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小人物”，但是，他必须具有更高的理想和更强大的能力才能保护这些小人物。
当然，“小人物”与“大人物”的说法容易当作日常概念而导致误解，其实我这里可能已经背离了你的愿意，我是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这对概念的。我这里所说的“小人物”是以日常生活为生存准则的人物，是生存在政治之外的人物，而“大人物”就是以政治作为生存准则的人物，或者是生活在政治当中的人物，有的时候政治往往是他生存的惟一理由。在这个意义上，你所谓的平民百姓之类的“小人物”往往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大人物”。你看，在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政治风暴中，哪一次不是有这些小人物作为政治的大人物而参与其中？事实上，当我们把政治看作是一个民族伟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大人物”。因为在这个时候，政治包容了日常生活，并且重建了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也为政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经济模式的变化、行为模式的变化、饮食装扮的变化，都反映了政治的内容。福柯对微观权力的分析和年鉴史学对日常生活的研究，都是从全新视角来阐释政治的内涵，因为政治不仅仅是那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们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激起的浪花而已，在这浪花的下面是平静的河流，就像平静的日常生活，也属于政治的内容。
因此，从政治到日常生活之间并没有一个完全明显的分界线，“大人物”与“大人物”之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情境中的判断。我并不反对一个人在遇到无奈的生存困境的时候求助于美国的种种人权组织，他们不过是讨一口饭吃的“小人物”，但是，我反对的是他们出现在那一类所谓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以学术的名义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了政治活动，在那个时刻，他们就是一些“大人物”。而且你真正想一想，那些国际人权机构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中国的“小人物”的生活呢？他们关心的不是普通的下岗工人，也不是边远山区的村民，不是城市中流浪的乞丐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的人群，而更主要是形形色色的政治异议者。或者说，我们要仔细辨别他们的这种关心究竟是属于“人道关心”还是“政治关心”？“人道关心”我们自然欢迎，但是“政治关心”就需要警惕，因为政治关心的背后有可能就是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当年，美国人最关心苏联的经济改革，等到休克疗法把苏联搞垮了，俄罗斯经济重建需要国际援助的时候，美国人的关心就不见了。我们许多人在８０年代的时候相信美国人在中国没有什么自私的利益，只是怀着赤诚之心帮助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之类的高尚目的，那只能说是我们自己幼稚。９０年代以来，经过克索沃事件、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南海撞击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一点政治道理，知道自由主义这些美丽的言词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利益。
其实，和我们中国人比起来，美国人更不关心什么道义。我们的政治中往往因为兄弟之情之类的国际道义，使得我们在国际政治中丧失了一些国家利益，但我们也往往因此交到了真正的朋友，比如我们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和对东盟的经济保护。而美国人的政治势利是赤裸裸的，因为美国人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因此，他们关心的大体上都是那些给他们带来政治利益的“大人物”。以前，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海外的民运团体，后来他们就没有什么热情了，因为他们已经把精力转向通过各种渠道“培训”我们的现在政府官员或者潜在的政府官员。这对于在美国名牌大学中生活过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因此，对于这些生活无奈的小人物，我也会在人道的意义上来关心他们的生活，就像我在纽约的地铁站里看到中国艺人在表演古筝、风琴、笛子之类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掏出钱包。但既然他们已经卷入了美国政治，成为一些“大人物”，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或者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考虑，而有必要从政治角度关注他们的政治伦理。因此，我所说的“罪责”不是个人伦理的罪责，而是“政治上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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