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第三期出版了，主题是“我的大师”。我们约了十三位不同领域的作者写他们心目的大师。

史怀泽的话给予这个选题以启发：“每个人的生命中，在某些时刻，我们内心的火焰都会熄灭。只有在遇到另一个人之后，它才会重新燃烧。对这些令我们内心重燃的人，我们应心存感激。”

北岛——曼德尔施塔姆

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

徐冰——德里达

刘索拉——奥耐德·考门

贾樟柯——马丁·西科塞斯

田沁鑫——黑泽明

田溯宁——史蒂夫·乔布斯

吴晓波－李普曼

安戈——马克·吕布

朝戈－托尔斯泰

陈侗－贺友直和罗伯·格里耶

王辉——贝聿铭

一

在圣米歇尔大街，马尔克斯看到了海明威，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了。这是1957年的一个下着雨的春天，马尔克斯28岁了。在他的家乡哥伦比亚，他是一名成功的新闻记者与并出版了一本获奖小说。在巴黎街头闲荡时，他是《时代报》驻欧洲的记者，仍为自己的前途不明的文学生涯忧心忡忡。

“我立即就认出了他”，马尔克斯后来回忆说，“他走在街的另一边，那是卢森堡花园的方向。他穿着一条破旧不堪的牛仔裤，格子花呢衬衫，戴着棒球帽。唯一看起来来不属于他的，是一副很小的、形金属框眼镜，这令他展现出一种不合年纪的祖父般的气质。”

他从未忘记过第一次阅读到《老人与海》时的震惊。那是1952年炎热的夏天，在哥伦比亚卑微的巴耶杜帕尔客店。在刚刚从远方寄来的西班牙文版的《生活》杂志上，小说以宽宽的两纵列的形式整整齐齐的排满了的20页，起始页刊登着青年海明威的照片，未留胡须。马尔克斯一页又一页贪婪的翻阅着，神情亢奋，海明威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清晰感前所未见，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这篇小说“犹如拉响了根爆竹”。

在巴黎的马尔克斯仍很羞怯，一位朋友说他是“一个忧郁、清癯、苍白、几乎快与白天不很明亮的光线溶为一体的年轻人”。在1957年那个下雨的春日，他没有勇气冲到街对面和《老人与海》作者交流，他担心自己小学生式的英文和海明威蹩脚的西班牙文是不可逾越屏障。他表达自己内心汹涌的情感的方式是双手形成茶杯状放在嘴上，高声地用西班牙味的英语喊一声“大师”。街对面人群中的海明威知道周围没人比他更适合这个称号，59岁的老人转过头，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用西班牙语响应“朋友，再见”，他不会想到发出声音的青年日后写作了《百年孤独》。

自从马尔克斯写了这段回忆，这个故事就被谈了又谈。人们喜欢回忆、讲述、传播它们，似乎借此来对抗个体注定的孤独——在你孤零零的生命之路中总是存在着指引者，他给予你灵感、力量，给你带来焦虑，在最为沮丧的时刻，你发现他们曾经面临同样的困境，在转折时刻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口，那么多人都很伟大、值得崇敬，但对你而言，其中的一些人总比令一些人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亲切感，你愿意模仿他、追随他，如果你机会见到他，没什么比一声“大师”更直截了当的称呼了；与此同时，你也永不应担忧让些令你激动、忧伤的事物会消失，总有一些未来的年轻人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声称和你分享同样的情感，痛恨共同的敌人……

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根本见不到心目中的大师。在海明威之前，马尔克斯迷恋福克纳，他甚至搬到了一家波哥大的一家叫“摩天大楼”妓院去住，因为正是福克纳对《巴黎评论》说：艺术家最好的工作环境是妓院，它上午清静，便于写作，晚上人多热闹还有烈酒，利于交谈。卡夫卡的《变形记》鼓舞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伍尔夫的叙事奠定了他对于时间的理解，但所有的大师中，他只对海明威有过匆匆的一瞥。

会晤心目中的大师并非总是愉快的结果。里尔克前往俄国拜会托尔斯泰，大作家根本没注意这个年轻的德国诗人；乔伊斯前往普鲁斯特家，后者却将自己关进了盥洗室不出来，年轻的贝克特在乔伊斯接受了更好的招待，却辜负了乔伊斯女儿的一片芳心……

只有很少的人有布罗茨基的遭遇。1972年，32岁的诗人被驱逐出祖国的苏联，他到达伦敦时举目无亲，语言仍有障碍。第三天，在他暂时居住的房子里，电话响起来，听筒传来的是熟悉的俄语，是以塞亚·伯林，他邀请比他年轻诗人的在俱乐部喝茶。布罗茨基清楚的记得，在令人窒息的苏维埃的精神生活中，这位俄裔牛津学者的《自由四论》、《刺猬与狐狸》是他的解毒剂。“它不仅是一本哲学的小册子，更是对一个残暴世纪的关键性反应”，布罗斯基评论说。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七月的下午，布罗茨基一直在倾听伯林著名的语速飞快的谈话，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未被极权主义扭曲的俄语如此高贵。

二

在这一期的《生活》里，我们邀请了十三位作者撰写了他们自己与自己的大师“相逢”的故事。他们是作家、诗人、画家、导演、商人、建筑师、新闻记者、摄影师，当他们缓缓地打开记忆的闸门时，那些更单纯、彷徨、也更年轻的岁月，一下子又回到了眼前，像所有传奇与不传奇的相逢故事一样，这其中蕴涵着不同灵魂相遇所蕴涵的紧张、动人、期盼、感伤、兴奋与失落。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能从这些最为私人化的回忆中，看到一个时代的痕迹，在对各自大师们的追忆中，依稀可辨出一代人模糊的精神谱系。十三位涉及不同领域的作者，大多出生于60年代，在他们接受最初的年代，一种单调的语言与思维，充斥着他们的四周。当他们试图在为自己的游荡的灵魂寻找指引时，传统的中国已经死亡，一切外来事物都被禁止，孔子与贝多芬都淹没在红宝书之中。他们如此渴望，以至于从严密的窗口透进来的任何光线都令人颤栗。

紧接着，在他们的智力成熟期的八十年代，所有的新式的口号、思想、语言都从开放的门口拥挤进来，他们迫不及待的追踪一切，吸收一切，尝试用任何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只要它不是来自于中国。他们的学习充满饥饿感与表达欲，一心要成为世界人。

与此同时，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价值都在被重估。而他们则生活在一种接连不断的智力上的紧张感之中。他们认可的标准是世界性的，但眼前的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又是如此地诱人，他们迫切地需要寻找一种全新的语言，不管是文字、建筑还是商业组织，来描述、建造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感。

但非常遗憾，到目前未知，这种努力仍成效甚微。尽管我们可以辩称，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争论实属多余，凡是创造者，他们都同属一个世界，我们也可以提到博尔赫斯那让人无法辩驳的对所谓的民族主义者的嘲讽：“我一度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阿根廷人，却忘了自己本来就是。”

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尽管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斯堪的纳维亚，但它仍是经典的不列颠味道，而莱辛从希腊罗马史诗中获取灵感，但他也仍是法国腔调。即使对于爆炸文学热流中的整整一代拉美作家而言，他们热情地拥抱了福楼拜、佐拉、乔伊斯、普鲁斯特、惠特曼、麦尔维尔，但他们生活的那块动荡之地最终是他们的创造力的源泉，30岁是哥伦比亚的乡村游荡之后，马尔克斯相信自己之前的写作是脱离现实的，它们训练了他的技巧，却没有赋予他真正的灵魂。他们学习用各种陌生腔调的说话，最终目的是说出自己的腔调。

而最终属于我们的腔调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小说家哈金说，他甚至试着为“伟大的中国小说”作出了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几乎在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存在着哈金所说的欠缺。广泛的获取经验没有错，但是倘若用别人语言、别人眼光来替代自己的观察与表达，让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块伟大的理论实验场，和不是发源地，用所谓的谦虚来掩盖智力上的懒散，那实在令人遗憾。

好的，让我们回到“相遇”这个主题。大师们塑造了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将发出什么样的光芒，给予未来一代人以鼓舞。在某种程度上，这甚至是一种义务，你无权毫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穿过，你应该留下你的光和热，不管他们是多么的微弱，文明正是这样传递的。

而现在，记忆已经打开，那迷人相遇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