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每年的8月我总会怀念一个已经去世的女人。

8月30日，是特里莎修女（Mother Teresa）去世九周年的纪念日，我不知道忙碌的人们还有几个记得她。现在全中国的媒体人大概都在忙着为艳丽而惹人同情的戴安娜王妃做专辑吧。在1997年，这两个女人的去世只隔了六天。

特里莎修女创办加尔格答“儿童之家希舒·巴满”，里面都是被遗弃的病童、弱智儿、受虐儿或沦为稚妓的孩童，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特里莎修女把自己变成最穷的人，当87岁去世时，她的遗产只有两套衣服、一双鞋、一个水桶、一个铁造的饭盘和一张床铺盖，她相信唯有如此――变成最穷的人――被照顾的人才不会感到尊严受到损害。当她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她谦卑地说，“我是上帝手中的一枝铅笔。”

下面这首诗歌《不管怎样，总是要······》，抄自“儿童之家希舒·巴满”的墙上：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

不管怎样，总是要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

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之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

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

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

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

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

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

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这首诗歌我九年前从报纸上抄下来，现在我常常用它来鄙视我热闹而喧嚣的生活。

好的诗歌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它必定很直接，用最简捷的方式到达你的心灵。好的人生也是这样，它应该很纯粹，很简单，它的意义应该用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特里莎修女的一生都很简单，她忠诚于一个信念，并用最淳钝的方式日复一日地去实现它。她安居在贫困的社区里，每天去街上捡回一个又一个病童，然后把他们一一治好。不管怎样，数十年来，她总是如此。

上帝就喜欢玩这样的游戏，它让绝大多数的人生忙碌、喧闹而丰富，却让个别的人生那么的简单、纯粹而了无杂质。我们都满头大汗地挤在前面的那一大堆人里，唯有特里莎孤单地走在另外一边。

不久前，这个地球上最富的那个美国男人兑现了他五年前许下的诺言，微软的比尔·盖茨宣布在50岁到来的时候从日常管理中摆脱出来，专事于公共慈善事业，几天后，“第二富人”沃伦·巴菲特宣布将他个人资产的85%、价值440亿美元的股票投入到5家基金会，其中六分之五分配给了盖茨基金会。我想，很多年后，人们可能会忘记盖茨和巴菲特赚了多少钱――你记得1892年的美国首富卡内基赚了多少钱吗？不过，你在美国各地旅行时会常常看到他捐助的数百家图书馆――却将对他们在今年夏天的这个举措津津乐道。

美国商业作家戴维·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如何改变世界》中，为比尔·盖茨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social enterpreneur。曾经担任过微软中国区总裁、如今赋闲在家的吴士宏将之直译为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一个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的新概念。这些企业家其实也在管理着一个经营性组织，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经营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解决某些困难的社会问题。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往往处在非主流的社会边缘地带，他们的公司使命就是要改变那些艰辛、荒芜、贫穷的世界角落，为那里的人群建立更适合生存的条件和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与“全球最穷的老妇人”特里莎修女站在了同一个道德高地上。这是多么让人惊喜的景象呀！

近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突然对商业社会中某些很坚硬的价值观产生了狐疑。这些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先富者们开始思考财富的价值，开始议论生命的质量以及公共意义。便也在这种氛围中，很多人开始宣导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样的风尚显然是令人高兴的。尽管我一直认为，商人并不能够兼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他所必须追求的商业诉求将严重地干扰他所提出的任何公共理念，但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却给出了两种新的参与模式：前者从商业企业家转型成了社会企业家，后者则采用“公益信托”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对社会的终极责任。

今天，我们怀念天堂里的特里莎修女。

这个世界在商业的漩涡中已经变成越来越冰冷和缺乏快乐，那些古老的传承和信持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和荒谬，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被生命感动。此刻，我们惟一能做的或许就是，念一遍“儿童之家希舒·巴满”墙上的那首诗歌，然后在这个声音中默思一下自己如杂花般开放的人生。【周末画报 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