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见到了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中译本。

它比手里那本平装的英文本要大、要厚。

全中国的媒体正蜂拥前往香港，过往十年，它发生了什么？但是，如果不知道它之前150年的成长历史，对十年的了解又具有什么说服力？

在弗兰克•韦尔什1993年出版这本书时，彭定康刚和北京开始他们的争吵和相互谩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甚至知识精英来说，香港遥远、神秘，是枪战电影、流行音乐、超级富豪的产生地，是一个现代化中国理应效仿的榜样；而当这本书的中文版在2007年5月摆上中国的书店时，香港正沦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购物中心，人们熟记铜锣湾的连卡佛百货、莎莎化妆品店，流行文化的影响正在减弱、却依旧强大，最近两个月，关于香港最轰动的新闻，不是特首的选举，而是一位28岁甘肃省的女追星族的父亲愤然投入维多利亚海港，因为刘德华没有再次和他女儿见面、交谈。

让我们承认这个现实吧，香港回归中国十年了，“马照跑、舞照跳”，但是中国大陆仍对香港一无所知，而且也正失去兴趣。当张曼玉、吴彦祖、陈亦迅的名声，总是压过何东、麦理浩、包玉刚时，我们该怎么向年轻一代讲述香港的故事呢？

十年前，我们期待香港的法治系统、新闻自由、国际知识和多元社会成长的经验，能够推动中国的进行更深入的变革。但十年过去了，香港的自信跌入谷底，它渴望的是“自由行”所带来的大陆消费者、期待新的中央政策倾斜，它热烈的谈论上海新面貌——这两个城市的命运，似乎又要再次颠倒……中国获得新的自信正转变成自满，她的庞大市场可以使外界的各种游戏规则发生逆转，她怎么还会倾听那个香港的声音，况且香港已经不再自信于自己的声音。

1842年，当那个39平方英里的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时，它是帝国的边缘，广东新安县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因为转运香料而得名。一直到1949年，它仍然生活在上海的阴影之下，甚至可能并不比广州、天津、宁波或大连更出色。在这些口岸城市，中国人展开了另一种实验——他们在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的压榨的自由，他们的能量与聪明才智在转化成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中国引入了更多的观念与技术。

但这个沿海中国的口岸文化在1949年之后终止了，香港成为了被箍成铁桶的中国的唯一通风口。

接下来的香港经济奇迹，是多种因素的产物。它既受益于大批涌来的难民不知疲倦的工作、从上海到来的企业家和广东企业家们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也和北京与伦敦之间保持的谨慎与克制相关；当然也得益于昔日的竞争者上海、天津的消退，你也不能忽略西方世界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当时的香港工厂面临着今日中国工厂的相似指责：“血汗工厂”将廉价产品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的百货商店；你又怎么能不承认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所制定的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规则下，中国的人的创业精神，……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香港站在资本主义一方，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它可以灵活的响应世界市场发出的一切号召，它是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最灵活的交易者。

香港的经济成功，经常使人们忘记她更重要的故事——从一个纯粹的殖民地，它如何一步又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中国人的城市，长期积累的物质财富，是如何转变成社会的进步；商业组织如何突破家庭的纽带，而具有更可持续的非个人性的特性；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社会的合作性与秩序，是如何达成一致……在中国感情热烈的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周年纪念经常被忘记，今年也是1967年的社会骚乱的40周年的纪念，正是从那时起，香港开始逐渐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变的。

在过往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了香港陷入了迷惘。它既与经济条件有关，更是因为香港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变的新阶段——它必须要为自己寻找生活的新坐标，创造新的希望，多年来这个工作一直是交给别人来做的。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不过是被压抑了多年的政治情绪的集中抒发。但政治生活永远应该激烈生活的希望，而不是压抑它。这个问题，在未来的中国即将会以更为鲜明的姿态表现出来。

弗兰克•韦尔什的这本书，可以帮助更全面而深入了解香港的过去，它的偶然性与错综复杂的命运。对于庞大的中国来说，香港所进行的160年实验的意义是如此重大，可惜我们却仍未展开研究。(from<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