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它听起来只是一个再荒诞不经的谣言。

为了修建奉节到云阳的高速公路，施工者在在当地寻找18名12岁以下的童男童女，将他们填埋于桥墩之下，确保高架桥的稳固。

一周以后，谣言变得越来越绘声绘色，它有了明确的时间和地点，不时有人传出有孩子差点被劫走或拐卖的消息，并出现“一个孩子卖给工地价值40万元”、“歹徒开始使用麻袋装孩子”新的谣言。

整个朱衣镇陷入了惊恐不安。中心小学三年级数学老师饶友桂后来对本地报纸说，不时有学生家长打来电话询问谣言的真假。在镇上小学门口，开始出现一些等待接孩子回家的家长。胡家幼儿园的园长李繁荣从一个家长口中了解到一个“确切”的拐骗案：“上周四早上，老供销社楼上姓李的人家，有一个9岁的男孩上学，结果被一个以宽沿帽遮脸的男子在后面追赶，孩子后来狂奔才甩掉对方。”

在这些传言两周之后，本地的派出所对前来采访《重庆晚报》的记者说，从未接到一起关于学生失踪的报告，也没有发生一起拐卖或绑架儿童的案件。负责这段高速公路的施工单位重庆渝达公路桥梁公司的该总工程师夏玺则对此感到滑稽而荒诞。

这则新闻在互联网广为流传。这个近6万人的镇子距离奉节县城32公里。处于四川盆地的东部边缘的奉节，也是长江三峡开始。它超过两千年的历史因为它在三国时代军事上的纷争中军事要塞地位，和以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为代表的诗句的吟唱，而变得有声有色。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它的命运则被三峡大坝这样的浩大的国家工程所改变，旧县城即将被新建大坝的水位淹没。

在贾樟柯的电影镜头中，它像是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缩影：“两千年古城要在两年内拆迁，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在此拍摄《三峡好人》的五个月里，他发现故事的发展跟不上场景的变化。一开始，他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在短暂回到北京再回到现场后，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着静止，里面的空间却也早已面目全非。

在电影画面里，我看到了那个风景奇异秀丽的三峡风景，和那个一边不断坍塌旧县城、另一边又不断重建的新县城，融合在一起。我一直在试图猜想，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该是怎么样的。我记得前往采访谣言的《重庆晚报》的记者在朱衣镇的所见“在许多山坡上可以看见高高的塔吊，山谷中有挖好的深洞以待浇筑高架桥墩”。对于曾经偏僻的县城，它们都是陌生而不可控制的闯入者。而此刻，像中国很多乡镇、村庄一样，朱衣镇上大部分青壮年已外出打工，家中留下的多是老年人和上学的孩童，他们正是最难以抵挡意外灾难的群体。

我无法描绘这则，它出现在2007年的1月中旬的新闻给我带来的奇特感受，它给我第一反应是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孔飞力笔下的《叫魂》。那发生在1768年的中国，也是从修建桥梁开始。一开始，人们相信为了确保打桩的稳定，一位石匠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的底部，打入了河中，吸走了受害人的精气，他们称之为“叫魂”。这个谣言随即演变成另一种形式，一些云游僧人偷剪陌生人的辫子，以药迷人。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恐慌已从浙江的德清县扩散到长江上游的汉阳府，它们相距千里之遥。那是乾隆晚期，经过从康熙、雍正及乾隆漫长而稳定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之一。根据孔飞力的精彩分析，这则最终演变成全国性事件的谣言，是宫廷与民间都存在的深深的不安全感的反应。皇帝将之视作一场政治事件，借此清理越来越难于应对的官僚体系的惯性，而对于公众来说，则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生存焦虑和不安全感。中国的人口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人口，到了1794年达到了三亿一千三百万，资源变得过度匮乏，同事商业的繁荣正使得地区间的差异加剧，人们感觉到自己生活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很多时刻，谣言是这种无助情况下的缓解方式，人们需要一些虚构的对象，来将那种内心一直的不安的原因归罪给它。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实验场。这不仅因为它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物质财富，还因为我们看到了仅仅一代人的工夫，我们压缩式地度过了数百年的历史。人们经常是在一觉醒来，就发现那个熟悉的世界坍塌了。个人在这种巨大的、突如其来的、不可抗、经常是杂乱无章的历史变迁中，显得格外无力。就在我阅读到这则新闻时，北京地区正在流行着“病猪肉”谣言，它轻易的沟起了过去几年中人们一直不间断的对于食品安全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与对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官僚系统的不信任奇妙的揉和在一起……可以想象，不管政府多么有力的表明立场，这种谣言在未来仍会层出不穷。它不仅是因为通讯手段的发达，更是因为社会心理已经失衡，而公共的信用系统也已崩溃，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其实和朱衣镇的那些家长们拥有着同样的不安全感。有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像一个有着庞大四肢，却有着一个空洞的头脑，和一颗焦虑不安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