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想(by 方振宁) - 思维的乐趣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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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想
By [ 方振宁 ] 2007-1-25 21:02:33

偶想

我每周收到南方周末

可我很少去读其中的文章

我属于读标题族

可是今天

我认真地看了

薛忆沩在西书谈片专栏中写的

海名威与卡斯特罗

一文

我不知道薛忆沩是谁

可是通过这篇极其纯熟的文章

让我感到他是一位极有阅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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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at 2007-1-26 17:50:57

从baidu上google出来的

http://newblues.bokee.com/5547340.html

面对卑微的生命与薛忆沩的对话

薛忆沩：1964年4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85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97年1月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曾获得台湾《联合报》第13届小说奖。

1999年8月，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再次出版，并被评论家艾晓明收入由她主编的《边缘文丛》。《遗弃》1989年3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薛忆沩说这部小说的读者只有17个人。但是，读过这部小说的周国平、何怀宏、艾晓明等人都给予小说很高的评价，强调它不同凡响，并指出没有人读它并不会影响它的价值。艾晓明甚至说，如果不关注这部小说，我们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活的了解，将是极不清晰的。
在这个注重新闻性、轰动性的年代，薛忆沩与他的小说《遗弃》似乎注定无法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如果他们有机会了解这个人的见解，隔膜或许不仅不会消除，反倒会进一步加深。因为他的观念跟我们多数人的观念都不一样。我选择他作为一个谈话的对象，并不想为那些急于下判断的人们提供一个说对说错的机会。我只是想让这个人呈现。这是一个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座城市的人，他跟我们如此不同，但未尝就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他的经历和意见，对他的文学创作固然是一个直接的说明，对一般人的生活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统——差异就是光芒，照亮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暗处。
　　2002年1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如约在书城边上的那个车站见面。然后我们横过天桥，走进一家酒吧，找到一个光线黯淡的角落坐了下来。这个地方几乎听不见背景音乐。一对男女坐在不远的地方。服务员不时地走过来往杯子里加一点白水。谈话就这样进行。
你能首先谈谈你最近的生活吗？
　　从1997年7月以来，我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我的儿子。我既当他的父亲，又当他的母亲，还经常要兼职做他的伙伴。以前他去学校的一段时间里，我还能够得以“稍息”。最近，他不去学校了，我不得不做更多的兼职，兼职做他的老师和同学。所以，最近连“稍息”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听起来好像并不是怨言。
　　是呵，生活其实就是命运。卑微的命运。它应该是早在基因图谱中就已经大致确定了的。我只是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之下，才会对这种生活发泄一下不满。通常，我还是“乐在其中”的。更何况，这种生活还有积极的一面，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借口”，我可以用它来拒绝我不喜欢的社会生活。“哎呀，不行呵，我儿子……”这样半句简单的话就把我带离了各种各样的“局”。我就可以不受世事的侵扰了。
　　你刚才好像说你的儿子没有上学了？
　　是的，他从去年6月开始就没有上学了。
　　这是你给他的选择吗？
　　是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对我说，“爸爸，我不想去学校了。”我说，“那你就别去了。”我开始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过几天就会反悔的。但是，他没有反悔。那么好，我们就开始全面复辟了。他开始享受古老的“私塾”教育，这种教育的一个优点是效率很高。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不去学了。我发现我儿子现在每天充实得不得了。他有很紧凑的计划。他用7个月的时间学了2年的数学。他的同学还在上小学6年级的课程，他已经在做因式分解和证明几何题了。而他的英文也很不错，《哈利·波特》他读的是从伦敦带回来的原版。他还有较高的钢琴水平，能够弹肖邦的《波兰舞曲》和巴赫的《平均律》。他还会拉小提琴。正在拉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和维尼奥夫斯基的《传奇曲》。因为有钢琴的基础，他的小提琴进步神速，他只学了1年，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
　　这差不多是6级的水平吧。而他的钢琴水平也应该是在9级以上？
　　他从来就没有考过什么级。我认为考级是这个时代的闹剧之一。我知道不少考过了很高级别的孩子根本就不喜欢音乐。而他们的家里除了他们的练习以外再也听不到其他的音乐。而我儿子的房间里却充满了音乐，他读书和游戏时总有大师在为他伴奏。有一天，他走到我书桌旁很严肃地对我说：“爸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音乐。”我觉得喜欢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个时代试图把一切都量化。这大概也是一个所谓“现代化的陷阱”吧。好像连作家都是有“级别”的。对写作进行量化，字数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目标。像我这种奉行古典主义原则的人，总是讲究叙述的节制，恐怕永远都只能被归在初级之中。
　　可是你的儿子已经很“高级”了，看来，这“私塾”教育真是富有成效。
　　不过，我想“私塾”教育最值得夸耀的并不是这些可见的成绩，而是那些不可见的方面。比如，他可以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地思想，他不必要为自己的淘气而蒙受羞辱，还有，他没有考试了，这太重要了。这几天小学正在进行期末考试，他以前的同学们每天都在背诵那些枯燥的语文课文吧，而他却在家里一遍又一遍悠闲地欣赏着阿什肯那齐演奏的拉赫马尼诺夫的钢琴全集。你看他有多么快乐。我认为，小学应该取消一切形式的考试。小学的考试是成年人对“祖国的花朵”的践踏。我们语言学在研究认知问题时发现，大概在12岁左右，人的认知方式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在12岁之前，人具备一种语言习得的能力。这个阶段，我们应该用很特殊的方法来对待孩子们获取知识的努力。我们不应该促使他们去“懂得”所学的东西，而应该让他们的“学习”变成游戏。
　　你对小学教育有许多看法。
　　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写文章批评过小学的语文课本。我反对强迫小学生去“爱”那些抽象的概念，而主张引导他们去爱具体对象，如父母、朋友、树木和动物。当然还有许多是老师的问题。我不太理解小学老师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对天真的孩子们使用一些刻毒的词语。成年人之间有“人身攻击”的罪名，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们就可以随便“攻击”孩子们，对他们施加语言暴力呢？也许很多年之后，中国的法律也会来关注这个角落，就像西方的法律一样。
那么你怎么看待大学教育呢？
　　我有6年任教于大学的经历。每年我都给刚从中学上来的学生上写作课。天呵，他们的感觉都到哪里去了？中小学语文教育强加给了他们一种对自己的个性或者说对人性不负责任的写作习惯。我知道他们每个人在高考时都能够得一个过得去的分数，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什么都不会写。还有就是“扩招”的问题。最开始我的班上只有20个学生，现在一个班上来了80个学生。这是大学里的“人口爆炸”。80个人的写作课怎么上呵？天知道。不久前，我读到一个美国人写的一本书。里面谈到美国的人口增长对大学的影响，他区别了“instruct”(指导)和“educate”（教育）。他认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对于数量庞大的学生，你顶多可以“指导”一下他们，而不可能充满情怀地去教育他们。事实上，汉语中的“教育”这个词，本来还是很有点人文的情调的，但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已经　　　　没有这种魅力了。
　　你显然已经厌倦了你现在的工作。
　　是这样。我的一位很风趣的同事在我刚进入大学工作时就对我说，不怕一个人有多聪明，教5年书就可以把他自己教成一个傻子。我现在已经教了6年了。
　　也许你的那位同事应该修正一下他的说法。
　　我还知道厌倦，这说明我的智商暂时还处在正常的高度。不管怎样，学生不去挑战你的能力是一个教师的不幸。我不知道学生们为什么会这样。也许他们是太吝啬了吧。事实上，我是一个非常宽厚的老师，大概这座城市里的不少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学生进行过考试，这是我的教师生涯中一种可以炫耀的经历。但是，学生们还是不愿意经常向我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令我的思想得到磨练。终于，我就彻底厌倦了。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远离公职恐怕是我这样一个人很合理的下场。
　　那时你将靠什么为生呢？
　　我会去当一名家庭教师。你看，换汤不换药，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传道授业解惑也”。你要知道我可以开中学阶段的所有课程，当然我最愿意教的还是数学。每次接触到数学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快感。这种感觉是“纯天然的”。我有时候可能会为自己开设的课程开出非常贪婪的价格。有时候又可能会施行一些“义务教育”，这样一定会扰乱市场秩序吧。还有，将来不知道能不能办家庭大学，如果能够的话，我应该去申办一所。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绝不会“扩招”。也许将来还能够申报“家庭博导”？我也不妨去申报一个，自娱一下。专业大概应该是“莎士比亚研究”吧。
　　我们还是先不要谈那些遥远的事情。现在，你在当“私塾先生”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厌倦的时候呢？
当然也会有。但是我的儿子比我的学生们大方得多，他经常挑战我，这令我非常快乐。比如，不久前有一次下钢琴课，我表扬他的钢琴老师，我说：“这位老师真有水平。我发现过的你的所有问题他都发现了，他讲的正是我讲过或者想要讲的。”我的儿子马上就机智地回答说，“这也可能正好说明他没有水平呢？！”我高兴地把他抱起来，高度评价了他的幽默。我的儿子对我的挑战维持了我当“私塾先生”的激情。
　　你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的。在面对各种复杂问题时，我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我会很认真地去欣赏他的看法和说法。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在一起做一些淘气的想象。他非常小的时候我就在寻找与他的平等了。他是一个有趣的孩子，有诗意，有点哲学味，又很幽默。这很适合我的“好朋友”的概念，尽管在小学老师的眼中，他经常是一个“差生”。我不希望他被社会的机器过早地加工成为我的“敌人”。
是呵，几乎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框架里想问题。所以，像你这样摆脱出来很不容易。
　　我发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对自己的孩子寄予无限希望的家长，大多数都是在教育制度中比较失败的家长。而那些自己在这种教育中比较成功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反而不是那么苛刻。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欲望或者行为都跟我们的记忆有关。就好像吃饭为什么会令我们那么高兴呢？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有饥饿的记忆。
期待成了对历史的一种清算，或者是一种控诉吧。争取你过去没有的东西当然好像是对的。这是一种生活的逻辑。恐怕只有宗教才能够推翻生活的逻辑。
　　不过薛忆沩，像你这样一个人，似乎并没有借助宗教的力量，却也能够游离在许多“生活的逻辑”之外。你的生活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对我自己可能都是一个秘密。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对我说，导致我现在这种生活态度的原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不就是我出身高贵，要不就是我曾经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当然，我的出身不高贵，这是明摆着的事实。那么按照他的逻辑，我就应该是受过什么挫折吧。这是一个心灵的秘密。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一种天赋的恐惧感，我现在这样想。比如我在很小的时候，完全还是在“不省人事”的年龄，就会对死亡有一种奇特的恐惧。这种恐惧伤害着我的身体和心灵。我会放纵这种伤害，不设任何防御。我的所有作品都涉及到死亡。这是伤害在文学中留下的印迹。死亡和爱情是我的文学的两条纠缠不休的线索。
　　还有另外的秘密吗？
　　还有就是一种负疚的感觉。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家不小的国营工厂的领导。小时候，我经常坐他的车出入工厂的大门。这时候，我总是将头尽可能地低下去，很像是一部欧洲电影里对生活异常困惑的孩子。我看到上下班的工人的人流，脆弱的内心被一种强烈的负疚感抓住。我感到我的优越处境是一种犯罪。世界上也许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和爱。但肯定有无缘无故的内疚。那时候我只有10岁。
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优越的负疚导致了你对卑微的发现。
　　不仅仅是这两种心理的过程，还有来自知识的影响。我说的是天文学。我的一个朋友说，所有的人在走进社会之前（姑且也可以叫做“入世”吧），都应该学一下天文学。我很同意这种说法。天文学上的时间和体积的分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比拟为瞬息即逝的尘埃。在宇宙的发展史上，人类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品种。常想想这一点，还能有兴致“没事偷着乐”吗？
卑微成了你的一个关键词。
　　是的，生命其实是非常卑微的。我常想，为什么我会跟这个时代有点格格不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显得一点也不卑微。你看，动不动“我们”就“赢了”。这是一个得意的时代，“中级”得意，“副高”得意，“正高”就更得意。据说，有一位中国作家责备他的朋友介绍了一位外国研究者来找他，因为那个人是坐着公共汽车来的。你看我们中国作家多么得意。其实，人的得意很荒谬。因为它离开了生命的卑微的本质。设想一下，如果上帝有一台电脑，我们就不过是它的生死簿里的一个文件名，它只要轻轻地单击一下“删除”，我们就被“回收”了。这得意还有什么理据呢？
让我们再谈一下卑微的来源吧。
　　不同人的卑微感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死亡的不可抗拒，是我的卑微感最重要的原因。生命非常脆弱，它随时都可以被死亡拿走。一个人真正的财富可能就是死亡，只有它是不可以被其他力量夺走的，它被永远地给予了我们。我在很小的年龄就对生命的这种卑微有所体验。上帝后来给予我的所有优越，都只是一步一步地深化了这种体验。所以我认为，人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炫耀的。也许爱情除外吧，因为爱情是卑微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我们总是觉得不配自己所爱恋的人。这是爱情忧郁的基调。
　　也许你的神经类型与人不同吧。
　　你在寻找生理上的理据。要知道，我是很迷信这种研究方向的。令我非常痛苦的是，有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正在继承这种类型。他感受事物的方式，经常向我炫耀遗传的力量。这令我非常痛苦。有人问我对我的儿子有什么期望。我说我唯一的期望就是希望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不要像我。其实，这应该是对上帝的期望。
　　面对生命的卑微，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一个能够领悟命运的神秘，领悟所谓的“不可抗拒力”，领悟“活着”的虚无本质的人应该会活得慈祥一点，有趣一点，利他一点。利他，是我极力推崇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卑微其实就是一种宗教。
说说你的经历吧。你是什么时候来深圳的？
　　最早是在1987年7月吧，最后定下来是在1990年3月。1993年8月我离开深圳去广州读书，做我的博士学位。当时的目的多少有点功利，就是想将来能够进入我在更远的将来必定会要离开的高等学校去任教。当然，语言学是我从小就非常热爱的学科。因此，我的选择仍然具有理想主义的味道。
　　你是不是觉得不能适宜社会，所以才跑到高校去呢？
　　实际上我的社会生活能力非常强。我可以应付很多的场面。我很善于沟通。我有非常清楚的社会生活的概念。但是同时我又很厌倦社会生活。每次我如鱼得水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非常荒诞。
　　然后你就到了深圳大学？
　　1996年2月我开始在深圳大学上课。真的是太久了。
　　当初你为什么会来深圳呢？
　　部分原因是我家庭中的一些成员已经来到了深圳。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所以，我的选择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背景。在1988年7月到1989年1月之间，也就是我24岁那一年的中间那半年，我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后来好像谁都知道的《遗弃》（最初它的名字叫做《业余哲学家》），去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全美亚洲研究协会的大会上都出现了关于它的研究论文。另一部就是至今仍然没有出版的《遥远的San Francisco》，现在它的名字叫做《一个影子的告别》。1998年香港《21世纪》杂志上已经发表过关于它的评论。《遗弃》讲述社会生活对精神世界的侵犯，其中一个重要的词是“混乱”；而《一个影子的告别》讲述变化中的历史引起的个人处境的危机和社会心理的迷惘，其中一个重要的词是“告别”。“告别”就意味着我们正在远离我们本来的生活。关于当时的未来，也就是关于今天，两部小说的情绪都是悲观的。
　　你最开始是学理工的……
　　我17岁那一年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在那里的计算机系学习。我应该是这个专业较早的毕业生了。但我现在对于电脑基本上是一个白痴。其实那时候学电脑跟现在非常不同。我在大学学习4年，真正触摸到键盘的时间只是毕业前最后的那几个星期。那时候我们是将程序写在程序纸上，交到一个窗口里面，由里面的人制成一大叠卡片递出来。我们需要去检查卡片上的孔是否正确，就像佛罗里达州的人筛选美国总统选举的选票一样。然后，我们再将卡片从窗口递进去，由里面的人为我们“上机”。对于这些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当时唯一能够向他们打开的只有那样一个由建筑材料构成的“窗口”。
　　你在大学阶段不再是一个好学生了。
　　当然不是了。1983年11月我甚至有过一次“逃跑”的经历，那时候我不想继续我的学业了。不过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先搁置起来吧。我的班主任有一次对我说：“薛忆沩，如果你能用十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专业，就会有很好的排名。”这句话让我非常得意。当时我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那是一个跟现在不同的“北京”，那是不复存在的“北京”，它幸存在我的记忆里。我庆幸自己当时浪费了那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如果我不浪费那点时间，我现在对于电脑也基本上还是一个白痴，因为我没有什么兴趣，而我心中的“北京”却很可能也已经无影无踪了。
　　其实我们是无法选择我们的过去的。
　　没错。我那时候有些有趣的习惯。比如我考试时总喜欢提前交卷。有一次考高等数学，我留下最后一道30分的题没有做就交卷走了。我记得当时我的老师提醒我说，你只做70分的题目就能够保证自己及格吗。我说能够。后来我真的及格了。我在大学阶段只有两次不及格的经历，都属于“事在人为”。有一科好像是“电路原理”，我只在考场上坐了40分钟就走了。当然没有及格。还有就是我从来都憎恶作弊。每次考试时教室的前几排座位都没有人坐，我总是勇敢地坐在第一排。而其他同学通常都挤在后面的几排。我知道他们经常作弊。不过关于作弊这件事，我认为不妨为它正一下名。那些作弊的同学中有不少是成绩很好的。他们现在可能正在硅谷干得非常出色。倒是我这个成绩不好的学生，一尘不染。所以，道德有时候非常可笑。
　　我知道你的这种“不”嗜好。
　　一张报纸或者一台电视机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集体。而新闻在我看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过时的东西。娱乐又不能令我快乐。套用一个时髦的句型，我还可以说，我的生活与信息无关。我遵循一些古老的生活准则。那好像是来自几何学，或者近一点是法国的唯理论。我总是在寻找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我拥有的物质可以少到什么程度，我的职称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我的生活似乎是经过复杂的数学论证得来的。这种论证伸延了我关于生命的卑微本质的认识。
你在大学阶段的“病态”有更早的征兆吗？
其实我的“病变”发生在中学阶段。我应该成为儿童心理学的案例呢。我本来一直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学生，大概在高一的时候，我突然就开始反叛了。我不再听老师的话了，我辞去了我的班长职务，我拒绝“向组织靠拢”。但同时我却在以不可思议的狂热朝纯粹的知识靠拢。那时候，爱因斯坦是我的偶像。因此，康德也跟着来了。我14岁的时候就读到了康德。我读到的是商务印书馆很早的版本。你看我有多么幸运。还远没有到达法定年龄，就知道了存在着不可知的“物自体”。生命在它的神性面前还不卑微吗？再往后两年，萨特的死给我送来了“存在主义”。我从1980年第5期《外国文艺》上读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次阅读对我的“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的母亲比较放纵我的反叛，我还是高中生时，她就同意我订阅《哲学译丛》一类的刊物。她对我的放纵一下子就将我的世界从空间上推到了苏格兰，从时间上推到了古希腊。我就不再是中国中部一个省会城市里的成绩优秀的中学生了。我开始“生活在别处”。
大学毕业以后呢？
　　我被分配到位于株洲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我半年之后才去报到。报到的当天，我就要求调离。当时工厂里有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家住在广州的年轻人，都在要求调离。那是一些探到了时代脉搏的年轻人。但是工厂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在经过几个月毫无成效的努力之后，有一天我平静地走进我所在的研究所领导的办公室，递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家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他们通知我的父母亲尽快来那里收尸，因为我马上就要在那间办公室里开始绝食了。你知道公司在多长时间以后就妥协了吗？20分钟。当人事处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劝我“想开一点”的时候，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我不是为自己的胜利而兴奋，我是在为权力的脆弱而流泪。当天下午我就被通知去办理调动手续。接着不久，其他那些急不可待的年轻人的调离也都被批准了。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大概都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吧。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打电话给我向我表示他们的感激。他们误以为没有我当时的莽撞，他们就只好与国企一头走到黑了。你看，个人主义有时候还真的是利他的呢。
　　这样你就回到了长沙。
　　是的。我在一家政府部门的临时机构工作。名义上那是一家扶贫的机构。有一天我们去考察一家据说账面上只有200元的小工厂。我们在那里毫无意义地转了一通，然后就坐下来吃饭了。饭菜非常丰盛，还有人在喝酒。我当时看见外面站着许多目光呆滞的工人。我觉得自己非常羞耻。我在想，我们这一顿吃喝之后，工厂的账面上不知道还会剩下什么。我至今憎恶吃喝，大概跟那一次的经历也有关系。
后来呢？
　　后来我开始进入我的文学状态。1987年8月我在当时很热闹的《作家》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睡星》。随后，我写下了一部评说中国哲学史的“哲学书”。那当然是一部永远不可示人的浅薄之作。1988年7月我完成了后来被命名为《遗弃》的长篇小说。几个月之后，我又写完了现在正以《一个影子的告别》为人所知的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1988年12月以后我就向单位请了长假。从此，我又开始以个人的身份经历随后的生活和历史。
　　《遗弃》的第一次出版是在……
　　1989年的3月。那是一次自费出版。金钱带来了一点效率。那是我的写作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现在我很感谢上帝对我的严厉，它注定要我的写作远离利益。我怀着深深的敬畏接受它赐给我的命运。10年之后，这部小说名声很大了，有常识的人完全清楚它的重版多少会有一点经济效益。可是，出版社在开印前仍然勾销了我的版税。我仍然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苛刻的命运。利益远离我的写作对我的写作本身就是巨大的好处。我的写作从此可以更加纯粹，更加固执，更加自由。
关于《遗弃》，最近还有什么“利好”消息吗？
　　　这两年因为英文的《中国日报》对《遗弃》和我的其他作品作过两次郑重其事地评介，引来了几位外国研究者。《遗弃》已经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一个影子的告别》呢？
　　这是一部经历更加坎坷的小说。1989年1月的一天清早，我5点钟起床，因为我知道那一天我姐姐要从广州回来。起床以后，我拼命地写作。大概在7点30分，我听到我姐姐在敲我的房门，我没有理睬她，继续写到9点钟才放下笔。是的，我写完的就是《一个影子的告别》。我后来觉得可笑的是，现在事物变化很快，比如我们的这座城市，我从来就回答不了它是否漂亮一类的问题，因为每次我还来不及鉴赏它又变化成另外的样子了。又比如，那个在最后不断敲我房门的人在1993年就变成了英国公民。而我在她敲门声中完成的小说却仍然是一部未刊稿。这些年有不少人为它做过努力，有一些杂志有几次几乎准备刊用了，但最终，它的发表仍然“未遂”。也许将来它会像《遗弃》一样成为某一个年份里的文化现象吧。去年12月，在加州出版的一本有名的文学刊物做了我的一个专辑，其中包括了一段这部小说的节选。这是这“徒有虚名”的小说的文本的第一次面世。另外，还有一家日本的双语文学刊物对它表示了兴趣。
　　你的24岁真的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关键的年份。
　　是呵。我当时狂热地相信，如果我的那两部长篇小说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版，我的24岁就不会过去。因此我的25岁生日应该是《一个影子的告别》出版的那一天。也许那时候我已经52岁了。这又是我需要虔诚地感谢命运的一个理由，它要让我把更年期当成青春期那样来过。这甜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尝到的。按照我的这种信仰，我现在正超前消费着我的年龄。
经过一个复杂的年份，90年代出现了。
　　我的文学最初的成功应该是90年代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国内的一些名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作品，而且在台湾也颇有点运气。我第一篇寄到那边的小说《1989年12月31日》就被作为“小说精选”刊登在《联合文学》之上。紧接着，我又得到了《联合报》的小说奖，就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得奖的那一届，那是我们之间的机缘。我得奖的小说是一篇在大陆没有任何人愿意刊登的看上去很平淡的作品。我得到的奖金好像是当时大陆能给那篇小说开出的稿费的300倍。真是非常滑稽，随后还有更加滑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现在都不愿意再提起它了。总之，我发现我开始被人关注。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对个人的许多关注都并不是善意的。
　　你好像因此停止了写作。
　　那是我1988年8月进入文学状态以来的第一次休眠。一共有差不多6年。我有点睡过头了。等我想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发现写作竟是那样的吃力。我应该感谢《天涯》杂志和《湖南文学》杂志，他们的宽容帮助我慢慢地苏醒过来。
现在你仍然在写作吗？
　　我又有差不多18个月没有写作了。我的最后一次较大的写作行动爆发在2000年8月，7天以后平息。结果就是后来人们在《收获》杂志上读到的《1999年12月31日》。
　　在这段没有写作的时间里，你做些什么呢？
　　主要还是带孩子。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这个人向往自由，所以不喜欢任何级别的权力。我认为有权力的人是不自由的。一个人想跟上时代就会想方设法去保住一点权力。其实做时代的落伍者有许多的快感。落伍者可能会保存下一些最精致的趣味。
如果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讲，父亲的权力，这大概也是你唯一的权力……
　　是的。不过，我同样非常不喜欢这种权力。但是，我必须行使它，以权力的名义告诉我的儿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所谓的责任吧。荒唐的责任。为什么拥有权力的一方总是对的，而没有权力的一方总是错的呢？如果有一天，我的儿子把墨水泼到书上，我会认为这不对，会指责他。可是他或许是用审美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的呢？如果那样，他又有什么错呢？我们已经是腐朽的成年人了，我们不懂得欣赏孩子们的世界。因此，我在指责之后，很快就会感到内疚——这恐怕是我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我是一个会感到内疚的父亲。
阅读也是你现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吧。
当然。这18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研读莎士比亚。他那样令我敬畏。我经常对人说凭着对他的敬畏我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写作。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奇。我读完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我希望将来有时间能够将这些作品用现代汉语翻译一遍。另外，我还读波德莱尔。不过我的法语阅读比英语要慢得多。
你好像还懂得其他的语言。
　　对文学的好奇激起我对语言的热情。不过，我的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水平完全不能够满足我对这三种语言的文学成就的贪欲。比如，我只能够从西班牙语中读博尔赫斯的短诗和小品文。我多么想用它去读帕斯的那些深奥而又迷人的长篇大论呵。很遗憾，我做不到。
你对语言有很深的感情。
　　桑塔格在一篇纪念德语作家卡内蒂的文章中宣称，拥有一种语言就是拥有一块疆域。所以，一个对语言有感情的人，不应该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拥有的广阔的疆域应该使他博爱。他应该是一个“语言”的捍卫者，而不仅仅是某个“语种”的守护神，正如他的写作应该维护最普遍、最抽象的人性，而不仅仅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的具体利益一样。
你的求知好像不着边际。
　　是呵，现在的学科分类方式对我形同虚设。我喜欢一切不实用的学科。读完莎士比亚以后，我接下来读的很可能是一本《高等代数》。我一直想写一篇以一个古老的数学家族如伯努利家族为背景的言情小说。
在你看来，什么是好的文学？
　　好的文学就是用优雅的语言显现心灵的孤独、历史的虚伪以及生活的脆弱的文学。它的智慧应该是悲观的，而它的气质则一定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机体。痛苦是这种文学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鲁迅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
不同的人从事写作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你为什么要写作？
　　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当我想写的东西突然闯入我的大脑之后，我的大脑就像一台被病毒侵害的电脑，它会不顾时间地点不停地重复那些内容：一个细节、一段对话、一种表情。有一天，我在刷牙时突然对着镜子做了一段古怪的表白。表白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又成了我想象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这样持续一段时间，我就会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等等。而一但我将那些内容写下来，以上的症状就会立刻消除。有人说写作是一种治疗。我的治疗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这应该属于“神经内科”吧。
目前，在用汉语写作的小说家中，你认为谁最值得称道。
　　我还是要说残雪。她在创作和批评两个领域都“魔高一丈”。尤其是她还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敬业精神，写作极为严肃，极为勤奋。另外，残雪仅仅受过小学的教育，她的成就也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一种挖苦吧。
好吧，我们还是回到你自己吧。薛忆沩，你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前面好像已经说过，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家不小的国营工厂的厂长。我的母亲则是一家不大的中学的校长。他们从来都非常信任我。我母亲信任我是因为她了解我，而我父亲信任我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姐姐。以前我在给你的一封信中称她是我“包括性别在内的一切方面的对立物。”如果把我今天说的话全部反过来说一遍，这次对话就成了你与她之间的对话。她是英国公民，多年在西方金融机构的重要职位上工作，结交社会名流，豪商巨贾，各国政要。她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孩子。在时代的眼睛里，她应该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人。她的现状大概也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一种挖苦，因为她从小到大成绩都很一般，她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生”。另外你知道吗，我其实应该去申请一项吉尼斯纪录。我从1992年10月起几乎每天都接到我姐姐从英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我相信我是这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这样的家庭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这种影响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生活方式的对立对心理的影响应该更多地是消极的。如果一方特别敏感，对他的伤害就会更大一点。
　　心理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还是谈谈“身体”吧。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
是的，我把运动看成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比较喜欢个人的项目。夏天我的主要运动是游泳，每天游1000米。我的儿子去年也有一次连续游了1200米。他也很喜欢运动。冬天的主要运动是长跑。每年的元旦清晨，我都有一次极长的长跑。前年我从设计院沿深南路跑到了沙河口。去年我从设计院跑到了深圳大学的北门，应该有25公里。今年的元旦，我从设计院跑到世界之窗，大概有20公里吧。另外，我还有徒步的嗜好。这是1989年7月以后养成的。那时候，我会清早起床，坐上长途汽车到50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然后往回走一整天，走回长沙。现在，我经常从深圳大学走回深圳市区。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的12月24日。那一天，我带着我的儿子从深圳大学出发沿着滨海大道南侧的小路走到上沙后转上深南大道一直走到了上海宾馆。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加入我的徒步。看起来，他跟我一样的“野蛮”。
你周围的人如何看待你的这种嗜好呢？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与我的一些同事们谈起我的这一嗜好时，他们都说我是一个“疯子”。现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好像也“疯”了。
　　你做运动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吗？
　　我不怕死亡，但是我恐惧衰老。运动是对衰老的谢绝。另外，我们的视野里，美并不多见。身体是我们须臾不离的东西，我愿意让它好看一点。运动这时候就是一种手段。
　　你在深圳大学上写作课，但是有一次你说你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谈”情“说”爱。
　　是的。我总是希望能够将学生从“实用技能”或者“公关策略”之类的死角里拉扯出来，总是向他们讲述内心生活的重要。我认为，唯“心”主义是个人生活的基础。
　　恋爱正好就是“心”的节日。
这是一种很迷人的说法。我一直认为我们人的生活其实是两个魔术师斗法之后留下来的败局。一个是代表死亡的魔术师“时间”，一个是代表生命的魔术师“爱情”。虽然时间是最终的胜利者，爱情的抗争却给人类的失败带来了诗意。
可以具体一点吗？
　　爱情把人带到神话的境界。每个人都会因为爱情而变得与众不同。在爱的絮语中，句子四通八达，词语能上能下，幽默收购了日常的生活。有人说爱情是逢场作戏。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呵。生活变成了绵延不断的演出，而凡人变成了生龙活虎的艺术家。
以你的经验，进入恋爱的状态容易吗？
　　爱情不是能够“事在人为”的。它是上帝的绝密。它的出现不可预料。
那么不考虑爱情的影响，你能够预料一下你将来的生活吗？
两个版本的《遗弃》都是这样开始的：“两年以后，……”这就是说，《遗弃》的主人公在这部小说开始之前两年就已经“消失”了。我非常羡慕他。我不可能像他那样一走了之。我还会需要像现在这样生活6年，一直到我的儿子抵达法定年龄。然后，我要过10年自己的生活，读完想读的书，写尽想写的事。然后，我想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比如湖南和贵州交界的山区去做几年小学教师。
然后呢？
　　然后就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讲小话，不做小动作”，耐心地等待着上帝的“删除”。
　　也许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呢！现在人这么多，也许要排长队呢。
　　是呵，不过人们可以用那段时间做一下大扫除，将世界加盖在自己身上的灰尘——我说的是虚荣或者实惠彻底扫除掉。以前我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有一件事令我极为反感。每次有讣告张贴出来，上面总有那个人的职务，后面还跟着一个括号注明死者的“升级版”。比如，“副科长（享受正科级待遇）”或者“处长（享受副厅级待遇）”。这种字样令我发抖。我想就像成年人总是侵犯孩子们一样，生者也总是在侵犯死者。人的来去其实都是“赤条条的”，最后为什么还要让他受到体制的牵挂呢？难道天堂或者地狱将来也会推出“安居房”吗？
薛忆沩，你跟深圳的关系似乎就是你从家里到学校，又从学校到家里。这座城市好像就是你不断来回穿越的一条通道。有一天，你会穿过之后就不再回头了吗？我的意思是，你会离开这座城市吗？
　　这是一个关于“家园”的问题。我从来对土地感情淡漠。我的家园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把我拐骗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而一本伟大的书可以让我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因此，离开这座城市对我并不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是，一座城市总可能有它神秘的魅力，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令人眷恋。比如它可能浓缩成为一个你不需要记在通讯簿中的电话号码。于是，通过中国电信铺设的一条细小的通道，不管你在哪里，你总是可以不断地回到这座城市对你来说最敏感的部位上来。你就这样通过不断的“回来”证明你灵魂的归属，证明你的无法离开。
　　你的话越来越神秘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看来，我们应该结束我们的这次对话了。

at 2007-1-26 12: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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