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转来袁卫东的一篇文字，让我今天上午一直没法进入到写作中。

卫东的文章名叫《中国商业需要“看门狗”吗》，他说，“中国的写作者，他们总是试图以一个标本为载体去书写时代。他们对中国的命运有一种天然的焦灼。或许这种时代感太焦灼了，以至于他们无法摆脱干预历史的情结。这让他们无法宁静地停留在某一个公司标本上。他们总是试图背负和弥合一个时代曾经破裂的天空。他们总是试图在其中与伟大的历史动力不期而遇，或同步前行，迎接壮丽的未来，或悲伧的失败。这妨碍了他们对公司本真的追问，还原其原型。”他进而说，“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写作者身上奇怪地混合了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或许，吴晓波的发言有一种自嘲，“我们从民主的‘看门狗’到商业的‘看门狗’。”但问题是中国的商业真的需要“看门狗”吗？”

我是说过那段话的。

今年开春，蓝狮子在杭州组织了一场企业史写作的高级研修班，卫东因写作了《跨越－－柯达在中国》而受邀。就在那个会上，我说，我们生来应该是做民主的看门狗的，可惜做不了，我们现在要当好商业的看门狗。

狗的比喻，来自我17年前在复旦读书时上的第一堂课。在那个“进门课”上，我的老师告诉我们关于新闻业的三个基本原理，一，什么是新闻，老师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二，什么是好的新闻记者，当猎物在屋内的时候，一条称职的狗被人从大门踢出去之后，就一定要从窗口再窜进去。三，记者的责任，是当好这个公民社会的“看门狗”。

17年来，我一直难以忘却那堂关于狗的课，也一直以此为我的职业原则。不知道现在的老师还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和准则来教育他们的学生的。

卫东的问题让我心绪很乱。他的问题背后有太沉重的悲伧和彷徨的无解。

不过，我还是不能同意他的这个设问，尽管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他。也许，中国的商业真的不需要看门狗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当看门狗。

我们要当一条有尊严的死皮赖脸的看门狗。门里有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大门的主人是否需要我们也不重要，我们也许会被门里和门外的人共同的攻击，我们会被嘲笑鲁莽和浅薄，我们会被追打得鼻青脸肿而得不到太多的同情。对于任何的指责与诅咒，我们都没有多少辩解和招架的招数，我们甚至也不知道会从看门中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门。

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就生在这样的大门口。我们在做这样的职业。

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我们并不能阻止什么，如费正清对中国的描述，“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中国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似乎是一条冥冥的宿命之路，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从事的是一份无能为力的职业。我们的内心也十分的软弱和挣扎，但是，我们还得站在那里，日升月落，朝朝暮暮，像一条完全多余的、遭人讨厌的看门狗。

许多年后，人们会从文字、影像和众多的口述记忆中回望历史，他们会看到我们的。他们会说，那个社会还是有底线的，那条底线就在那些死皮赖脸的看门狗的脚下。

就为了等到那句话，我们也不应该对自己失望，不应该懈怠。

我要把这些话写下来。这样，我才有可能摆脱卫东的设问，才有勇气继续我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