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一本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写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书在三国同步发行，公开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东亚的光明未来”和“让所有当事国的国民保持思考的常态”，而批驳日本右翼历史教材的隐含目标自然也在其中。

 

       日本“扶桑社”的历史教材谬误百出，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材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因此修订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教科书实属必要。但用这种“共同研究讨论，达成对历史的共识”的方式去编撰教材，可谓缘木求鱼。根据一般常识，历史事件的研究应该是通过分析史料，实地考察，文物研究等方式得出真相，正确的就坚持，不正确的就推翻。对于没有确凿论据的，观点多样的事件，就多种观点并存，让读者自己去选择相信谁。但在这本教材的编撰过程中，为了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对各种观点的折中和融合比比皆是。

 

       例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上，中方学者认定的是三十四万，而日方认定的是五万，最后经协商决定，写了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二十万。作为政治谈判这很精彩，但作为学术研究，这样的态度就太不严肃了。你能想象一个物理学家认为水的沸点是一百度，而另一个物理学家认为是二百度，最后他们讨价还价，统一出一个“水的沸点是一百五十度”的定律来吗？用这样的态度去治史，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不伦不类的怪态。

 

       因此，这本教材只是一个经过各方谈判和互相妥协后的统一口径。说法上的一致并不能推导出其在史实上的确凿。它距离真正历史的距离，未必比“扶桑社”或者“人教版”要小。真正研究历史的人会对它不屑一顾，喜欢它的只能是政客，政客的想法和做学问的人总是不太一样。

 

       前几天看一本关于博弈论的书，书中说到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的勃拉姆兹教授（B．Brams）提出了一种解决南海群岛领土争端问题的数学方法。他将中国和台湾分为一方，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四国分为另一方，然后把南海上超过230个岛礁按照“政治利益”，“军事重要性”，“经济利益”等标准各个划定权值，让双方轮流选取，最终双方分得的岛礁的权值总和将很接近。在这样一个“常合博弈”的事件里，这是个双赢的结果。这样的方法当然遭到了政治家们的嘲笑，他们可能认为勃拉姆兹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但勃拉姆兹却说，博弈论的最大前提就是，假定参与的各方都足够理智。这个例子也说明政客和做学问的人想法总是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