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企业史，常常在技术问题上徘徊，譬如，在年度叙述中会断断续续，一些关键的人物在此时出现，然后就会潜伏若干年，接着又冒了出来，读者当然会因此大扔砖头。今日苦恼此间，突然恍然司马公当年写史记，为什么会不以断代的方式来写，而以人物横向切入－－－这个老同志原来在讨巧。

为了弥补这种人物命运的断续，我想在年度叙述之外，增加“企业史人物”的板块。于是先写了下面这个。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一些地方大员领风气之先，锐意改革无畏进取。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有安徽万里和四川赵紫阳，当时有“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间歌谣。而在对外开放上，则有广东任仲夷和福建项南。

任仲夷、项南均是在花甲之后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们的前后任期均不过五年，却在粤闽两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记。

任仲夷66岁从辽宁调职到广东省任第一书记，不久即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据记载，“私营经济”一词便是任仲夷第一个提出的，他到广东后发现，当地的个体户已相当多，雇工上百人的都有，他便要求广东社科界着手研究“这算不算剥削”，当时一个叫郑炎潮的研究室即把自己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寄给任仲夷，任很兴奋，认为论文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批示说：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为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任仲夷办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给袁庚等人很大的政府权限，任之自由成长，甚至他还支持袁庚等人在特区大胆探索政改，推行领导干部直选、舆论监督首长等，深圳特区甚至一度仿照西方“三权分立”体制，没有设人大和政协，代之以“立法委员会”和“政务咨询委员会”。有官员批评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某省一位官员在参观完深圳后回家伏床痛哭，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紧缩空气浓烈的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编写了一份《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并附上了一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任仲夷当时如履薄冰，他日后坦承，“若非邓公支持，我早就过不了关”。

项南经历与任相似。他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坐牢，叔叔被杀，中共元老习仲勋赞誉是“满门忠烈”。他早年追随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二十一年后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才批准撤销《关于项南错误的决议》及原处分的决定。1981年，受胡举荐，他南下主政福建。据说他坐火车赴任，只随带一位秘书，以至于接驾的福建干部无所适从。项南到福建，大行变革之道，先是全面推广“包产到户”，解放农村生产力，继而向邓小平建言，扩大厦门特区范围，他还承担责任，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是最早看到乡镇企业战略意义的高层官员，并公开宣称，“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1983年，他更是积极鼓动国有企业厂长呼吁放权，一手策划了福建厂长的“松绑公开信”。他为政亲民，去贫困山区调查，十多日连日奔波竟“形同丐民”。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他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此文一出，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注意到了，称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任项风格，对华南经济的复苏和开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后世有“任、项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动粤、闽发展”的公论。而令人扼腕的是，两人结局却均不太妙。

任仲夷在广东干了五年，年年风雨飘摇，他多次向中央写检讨书，在胡耀邦等人庇护下才勉强过关，1985年，他退居二线。当日，他对老朋友、曾任毛泽东秘书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我总算是平安着陆。”

项南却没能“平安着陆”。1986年，受他一力扶持的闽南晋江地区爆发“假药案”，受此波及，他被中央罢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经济事件受免职处分的封疆大员。项南对这一处分始终不肯认错，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他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胡耀邦晚年与人谈及项南时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

项南晚年寡言少语，默然度日，未为平生冤屈做任何抗辩。而任仲夷则继续他犀利的作风。2004年，91岁的他接受《南风窗》专访，在《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文中他坦言邓公局限：“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又说：“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

1997年11月，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曰，《敬畏人民》。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一时并称的“任项”，全数凋零。

这样写下去，真不知道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