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普曼，已经说了很多。这是给于威和知远的《生活》杂志写的文章。东方早报的张巍兄弟见面一次向我要一次《李普曼传》，此书在1982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后，再无音讯，在那个版本上居然也找不到美国出版公司的名字。近日，我已请九久读书人的彭伦帮我引进此书，他在电话里把胸脯拍得很响，如果不成，大家用石头打他就成了。

我的大师李普曼：“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 位诺贝尔奖得主、七个美国总统，他们在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三十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 我是十八年前，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象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未尚翻耕过的心土中。

在从此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象李普曼那样的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四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六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象李普曼那样的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1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我还幻想象李普曼那样的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遇到了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时代。财富的暴发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追逐，没有人有兴趣聆听那些虚无空洞的公共议题，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诞生在今日中国，销售量大概不会超过2000册，社会价值的物质性趋同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最边缘、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个族群。

我所在的传媒机构是一个“消息总汇”，它要求自己的记者汇总新闻而不可多做评论，在更多的时候它甚至鼓励记者去采集一些先验式的、“激励”人的经验报道。这里没有李普曼的新闻传统和传播土壤，思想在一条预先设定好的坚壁的峡谷中尴尬穿行，新闻沦为意识形态的弄臣。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我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业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改变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会坐立不安。这个天才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到中国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的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