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的瓦解和重建

在探究近代中国商业发展的努力中，最容易得出的结论也最容易让人迷惑。

在财富的积累过程中，一个最不主张凸现个人性的民族，它的商人们采用最个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商业上的进取心，同时达到在财富积累上的骄人成绩。明清两代的一些盐商、丝商、茶商和票号商中的佼佼者，能够达到真正的富可敌国。大商人沈万三为了讨好政权试图犒赏军队，据说这种举动激怒了皇帝朱元璋，因为军队实在不是谁都能来犒劳的。慈禧太后称山西平遥的一位票号商人对大清朝的贡献，简直比得上了大清的户部——一位银行家对国家的捐献和借贷将国库比了下去。而在清朝末年的风雨中，为数不少的对外赔款是由窝在晋中平原上的票号商人们为国家凑措的。

与他们拥有的庞大的财富相比，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些近代企业和商业组织大都采用了家族式管理，在政府的重压之下，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也能够积累起巨大的财富，然后，他们通过家族和师生等关系来试图延续这种财富。商人们个个长袖善舞，他们能够熟练运用“关系”，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

这些商人和企业家们看似拥有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所带来。这种财富，在某些时刻可以转化为政治力量——最常见的手段是捐官，用一定数额的财富来交换一个政治职务。

但是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运用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来改善商业大环境的意图。在一个漫长的单调循环的社会中，商人的地位众所周知的低。并且，由于所有权的难以明确，他们花费巨大心血创造出来的财富也不能从根本意义上得到保障。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整个天下在确切含义上都是皇帝的，尽管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巨大为这些商人们带来了模糊的产权。他们一直努力把商业城堡建筑在流沙上，却令人疑惑的没有想到要去改变地基的属性。

取而代之的是，因为政府在促成市场形成中几乎不发生任何作用，政府在对市场和产权的保护中采用了冷漠的无为方式，这些华人巨商们索性绕开了国家。他们把目光转向社会，转而在社会建立商业网络和人脉网络，以此来作为对自己财富的支撑。

华商们的这种努力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东南亚企业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利用社会网络来作为企业存在、发展、彼此交易的支撑和保证。有众多微妙的因素在维系着这个社会网络：儒家文化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一个难以阐述出确切含义的词语“关系”、家族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延伸、师生关系和师生关系的延伸……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能够对商业形成支持的网络社会，只有在社会足够强大，至少偶尔能够和国家分庭抗礼时，才会有效。而在社会被击碎之后，国家变得异常强大。如果国家仍然对个人商业采取一种模式的态度，并不能为市场的建立提供支持，比如财产权的明确等，华人企业存在和维系的基础就几乎完全丧失。

留给商业的机会存在于重建网络社会或者最终面向国家，要求国家建立起支撑商业的机制。而华人支撑商业所建的商业网络，拥有令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羡慕的优势，他们认为这种由网络社会提供的支持，拥有较少的交易成本。他们希望，能够对商业提供支撑的东西，最好是将两者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