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七月号专题《漫长的等待》



漫长的等待

许知远/文 肖全/摄影

一

两个24瓶装的可口可乐箱子，100元一张的人民币，正是300万。从石家庄到北京四个小时的车程，张克荣一直缩在车厢的一角，窗外是夜色下的华北平原，他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那是2000年的春天，张克荣34岁了。之前，他是中央电视台评论部的一名编导，以不通人情和坚忍不拔著称。“我希望能够撕下那层面纱，捕捉到那些真实的瞬间”，这是他的拍摄哲学，在拍摄杨丽萍时，他一直等到她不再以孔雀舞的表演者示人，张口骂出粗话时，才拍了下来。

一个孤独的灵魂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压力时，如何挣脱而出。他着迷于这样的主题。他刚刚开始的人生似乎充满了过多的折磨。一直到24岁时，他才上大学。1966年，他出生于甘肃张掖市。他很少提及他的童年，17岁他就在新疆当兵，在他所在高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你必须在200人的预考中进入前70名，他不在这个名单之列。

“如果你在青藏公路上搬过三年石头，不知道何时会结束，就会有耐心了。”他有一次对我说。退伍后，他回到农村，是插秧和盖猪圈的一把好手。然后，他有机会进入张掖的县电台，然后是电视台，在《青海湖》上发表诗歌，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他是边陲小镇的一个文学青年。“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张掖没有太多的文学、艺术土壤，他和县里的其他热爱诗歌、在夜晚伴随卡带式录音机里的迪斯科音乐扭动年轻身躯的青年一样，一心向往更广阔的世界，一听说有位女生来自北京大学，不管她多么不好看，都深信她的双眼皮美得让人心动。

1990年，他意外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时，已经24岁，内心充满沧桑。比他小好几岁的同学中，像是一位已经插过队、当过工人的1977级的学生。1995年，他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东方时空》的编导，一心要拍出伟大的纪录片。

2000年，他离开了中央电视台。之前，在一些零星的采访中，他发现遍布全球各地的华人，经历曲折动人，而且拥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似乎对少年封闭的生活的反动，他想了解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走得多么遥远？他想拍摄华人中最精英分子的生活与思想，长度则是充满了孩子气的108个。类似的尝试，不管是中国大陆、香港、还是台湾，都有人尝试过了，香港电台耗资了4000万，也只拍摄了26集，没有机构能够构建一个更为全景式的展现。

“我收集了很多资料，拟出了一个访问名单”，张克荣开始和同事们论证可能性，得到的都是否定性意见，“他们都觉得不可能，一是找不到人，二是资金收不回来。”

张克荣没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他在国贸借到了一个小办公室，有了两名助手，他觉得自己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中央电视台的也多少给他积累了一些经验，他列出了想采访的名单，给自己即将开始的征程起了一个有豪气的名字“华人纵横天下”，他给全世界发了传真，并顺利地约到了几位。他退掉了亚运村刚买的房子，当资金明显不购时，一位投资者意外出现了，他们吃了一顿饭，他去一躺石家庄，安全地将那300万现金背了回来，然后去美国，制作出最初的样片。

但是，好运气并没有持续多久。投资人提出撤资，他经过一个短暂的市场调查之后，他发现纪录片1分钟只能卖15块钱，他永远都无望收回成本。经过反复协商，投资变成了借款，节目尚未真正开始拍摄，张克荣已经身背几百万元的债务。

所有的挑战逐一出现。“纵横天下的华人”，不管他是导演、作家、建筑师、政治家还出商人，的确没那么好约，传真没人回复，电话也打不通。“于是我就直接登门拜访。人都站在家门口了，还好意思只给我5分钟吗？”为了节省开支，他在美国一住就是9个月。

“最短的两小时，最长的15天”，除去一名摄像师的配合，张克荣几乎是一个完成了整个采访，他经常是准备提问一直到凌晨四点，然后六点钟爬起来工作。不过交谈的确是个令人心醉的过程，“他们都有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然后从黑暗里爬出来”。一些采访对象则尤其令他愉快，“我觉得跟李安的气场很近，我们聊了8个小时，中午饿了出去吃饭，灯都不动，回来接着聊，聊到晚上饿了吃了饭再接着聊。基本上一气呵成”

似乎所有的欢乐时刻都在交谈，和编辑室里消耗完了。一旦脱离片子本身，几百万的债务变得清晰而现实。张克荣是个沉默的人，脸上的漠然感充满冷意，他是个拙劣的谈话者，如果不是在工作状态中，他根本不知道怎样与一个陌生人展开一场正常的交流。他必须成为自己片子的推销员，他要从这个公司找来广告，和那个电视台签署播出协议，然后还要厚着脸皮把钱要回来了。他也是糟糕的计划者，他兴冲冲地买了一套让自己得意的八十万元的器材，后来却一直后悔，如果租用，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他还花了几十万做了毫无用处的广告……

2004年春节时，他身上就剩几十块钱了。“只能在家吃方便面，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这么惨，想跳楼的心情。”他没有钱出国继续拍片，情急之中，他坐在书桌前，在大麻的帮助下，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七天，编写出了十本书，把它们卖给出版社，他又可以支持一段了。

华人世界超过300家电视台、甚至航空公司的班机上，都开始播放《华人纵横天下》，贝聿铭、赵小兰、李昌钰、何大一、李安、林璎、成龙、王嘉廉……其中大多数采访，符合张克荣对于好作品的定义“是谦逊和不漏声色的，它根本就不去想被误解的尴尬。好象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与现世的人对话一样，这种作品洋溢出的精神气质，才具有那种我深深吸引的内向性……”

没人能相信是张克荣一个人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108个人名单仍未完成，但也至少已拍摄了其中的70位。这套片子的市场却比所有人、包括自己想象得都更成功，他糟糕的经营能力仍给带来了1000万的收入，而很多人最初预估它的价值是20万。但他仍深受债务困扰，他不明白，收入已超过600万的债务，却仍欠债，在办公室时，总是没完没了的催债电话，让他无法焦虑。一些时候，他必须仍要等待一笔资金的到来，才能继续出国拍摄，他不会做交易，一次次的上当只是让变得稍微成熟一些。他也面临诱惑，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所有的版权，他担心拍摄的方向受到干扰，就拒绝了。

最困难的时刻，他就一个人喝闷酒。他说自己表情像是“一个殉道者”，“疲于奔命中看起来像是一个大龄流浪汉，常常陷入一种深深的伤感和怀念之中”，而驱动的他不停下来的则是“一切源自于生命和心灵的一种创造活动，一种沉思和神游，深入到一个灿烂的世界中去”。他希望2007年到来前，他能够结束这已经延续了5年的旅程。

二

在这一期生活所描绘的15个人的年龄、经历、志向各不相同。有的人在苦苦挣扎之后，像张克荣一样创造出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迹的作品，一些人没有张克荣的才华，另一些人或许更为命运不济，他们可能终身看不到得到被认可的可能。但他们却分享一种共同的品质，他们都愿意花上漫长的时间、全部的精力，专注的去完成某一件事。一些人是乐观主义、并且幸运，但另一些则更有悲剧色彩，但他们都从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们耐心、经常是一个人孤独的等待，他们排遣内心孤独的唯一方式，是继续努力的工作下去，是完成最初的理想的持续不断的激情。

“我当时觉得这辈子写不出来了，因为我有太多线索，又感到好多工作没作，北京档案馆、中央档案馆的很多档案拿不出来，宾西法尼亚大学还没有去，那里有梁思成读书时的档案，这辈子都看不到头了。”新华社的37岁的记者王军回忆2001年3月时的感受。他已经做了10年的北京城市变化的研究，他跑遍了每一个角落，查阅了尽可能多的工作，写了数不清的文章，并且遭遇到各种阻碍，他想知道北京是如何变成现在的面貌，这其中蕴涵了多少人的悲剧在其中。《城记》最终成为过去十年中最令人动容的作品之一，一些人相信，正式王军的努力和勇敢，使得北京的面貌没有变得更糟，他保存了即将被拆除的蔡元培故居，康有为生活过的会馆，更重要的是，他激起了整个社会对于北京城命运的探讨。他相信生命是有边界的，他要做好一件事已经不错，在正在写作的新书里，他想探讨驱动北京这一切变化的内在力量到底是什么？

在三年的时间里，张以庆每周都骑着自行车去探望武汉体育学院的一群艺术体操运动员，像大多数运动一样，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永远都不可能取得冠军。在这些岁月里，他熟悉了这群年轻人的一切，甚至“什么季节的几点几分阳光会落在红地毯上的什么位置我都清楚”。《红地毯上的日记》这部记录片的拍摄时间最终只有三天，但张以庆坚持一定需要花上三年时间的去做准备。这是这名获奖无数的52岁的导演的工作方式，50分钟的《舟舟的世界》，他用拍摄了2100分钟，每天晚上他骑自行车在武汉大学的东湖边转一圈，想出一句解说词，然后回家睡觉。在那部全新视角的《幼儿园》中，他在那些小朋友们中生活，整整14个月“蹲班”，拍摄了5000分钟素材，用了4年才完成。

新疆的画家严立与孙广新，年轻时听约翰·列侬的音乐，一心向往巴黎，在国家美术馆的夏加尔展览里，一直呆到被哄走那一天。他们在南疆坚持写生，却越来越少的有机会来和北京的画家们交流了，他们日益清楚，他们永远去不了巴黎了。在土峪沟里，他们会进行凡高式的对话与独白：“把画像打开再合上动作重复了四五十次，写生的季节眼看就到头了。每次外出画画都要把弹药备足，如画布、颜料、松节油什么的，每到一地，四处走走，选个角落，找个阴凉地把画箱支稳当了，踏踏实实地坐定，挤颜料、起稿……再现一棵树，冬天画树杆还能对付，夏天叶子出齐了，那真让人痛苦。”

将全部的知识经历奉献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谢泳，白天在证券公司上班，夜晚在家里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姜鸣，要真实呈现被社会遗忘的底层人生活的赵铁林，还有一些更为不合时宜的人物，一心要整理汉族史诗的胡崇岭，一心要用自己的一生来重新体验从原始机械到复杂工业的过程的工程师王湔……

我们不是要抒情化的看待他们的坚持与耐心。尽管，在我们时代，我们推崇的那种短暂的成功，迅速获得的结果，经常的，我们都主动地变成了投机分子——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将命运叫给那些转瞬即逝的机会，我们依靠外在的力量的改变，而不是发出自己的光芒。

我们相信的是，他们的存在与努力，为我们日渐功利化、单调化的社会提供了另一种维度，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面前保持某种不妥协的尊严，不管它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