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一个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孟加拉经济学家Muhammad Yunus，小额的财富也能够真正造福社会——Yunus所做的事情，使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有改变社会的能力，但是我们通常碍于成见或害怕困难，都没有做。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每天都要受到一些内心考验，但是我们都没有为此做些什么。如果你住在北京，从工体北路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你大约会被考验七、八次，甚至更多。你会看到很多孩子，衣着污损，眼光异样，追着路人乞讨，有时候你还会看到残疾儿童坐在地上乞讨。对这些孩子付出几元钱，并不能使你感觉轻松一些，因为你知道这些钱可能会被控制他们的黑帮成人全部拿走，而这些孩子一天天地在饥饿、孤独、恐惧、疾病和侵害中被毁掉。

我国目前流浪未成年人大约有100万至150万，其中儿童占15万左右。今年，民政部等五个部门联合要求我国地级以上城市都将建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这个要求完全可以来得更早一些。在富裕省份，比如福建省，目前还只有厦门、漳州刚刚挂牌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其他省份更不必提。目前全国只有130个由民政部建设的专门为流浪儿童提供紧急庇护的救助保护中心，每年只有约15万流浪未成年人得到救助——10个里面只有1个。剩下的9个在自生自灭，乞讨或犯罪。

各地政府成立一个救助保护中心，需要考虑人员、经费、编制这些复杂的问题，时间上就会拖得很长，而且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成问题。面对这样庞大的一个流浪群体，仅凭政府的力量显然远远不够。但是，相关法律却使得成立一个帮助流浪儿的民间团体非常困难。就算你仅仅是收容流浪儿，给他们提供食宿，都是非法的——正规的途径是把他们带到民政部门去，然后遣返或收留，但是“什么都管”的民政部门未必能应付这么多的需求。这就造成我国民间自发的救助流浪猫狗的个人和团体日渐增长，却没有几个救助流浪儿童的团体，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社会问题需要交给专门的机构去做，但是如果仅仅由政府机构来操办所有的事情，那么大的问题就没有解决的时候。

刚刚看了两部纪录片，得到一些启发。

一部是奥斯卡获奖影片《拿相机的孩子》，来自纽约的摄影师Zana Briski在加尔各答的红灯区和妓女的孩子们断断续续地生活了6年，教他们摄影。这期间，她邀请男朋友Ross Kauffman帮助她做一个纪录片。这些居于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的心灵被摄影艺术解放了，他们的艺术感开始觉醒。其中有一个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分，被邀请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国际摄影大会，Zana费尽全力在官僚机构缓慢如牛的印度为他拿到护照。孩子们拍摄的照片在影展上出售，筹到了10万美元。Zana成立了一个叫“拿相机的孩子”的组织，决定在开罗、海地和以色列开展相似的项目。在加尔各答的艺术学校将在2006年开学。

另一部纪录片是Edet Belzberg的《地下的孩子》，记录的是罗马尼亚街头流浪儿童的生活。这部片子更为冷静，描述的现实也更残酷。孩子们因为贫困、失去父母或被虐待而逃离家庭，或者逃离孤儿院或救济中心。这部片子里让一个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是布达佩斯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欧洲它可以算是很差，但是它依然有各种民间机构和个人在活跃。有专门接待流浪儿童的诊所，孩子们在那里可以洗澡，有各种接纳流浪儿童的学校和教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有很多是年轻女孩，都是志愿工作者。我们知道，无论是在美国、英国、罗马尼亚还是印度，政府聘用“专业人员”的人数总是有限的，如果不借助社会力量，经常事半功倍，而且成本太高。

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英国救助儿童会先后开展合作，我国也提出了街头救助、“类家庭” “大房子”、全天候救助点这样的救助概念。今年8月份，河南郑州市成立了全国第一支由社会各界人士加入的城市救助联络队；建立与流浪儿童“结亲”、联合劝导帮教的义工队伍；开通寻亲热线和网络；同时负责心理咨询和矫治的救助辅导员也上岗工作。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趋势，但是还是太慢了。

那么，作为个人你目前可以做什么呢？

Yunus发现，在他之前，这个世界上居然没有一个向穷人贷出几十美元款项的机构。我们也发现，在我们今天的城市里，还没有一家医院或诊所向流浪儿童开放，或者提供免费疫苗，没有一家商场或餐馆为流浪儿提供一点食物，没有一个浴池给流浪儿童洗澡，没有一个民间组织向流浪儿童发放衣物，没有一个民间组织为流浪儿童提供一些基本教育。

无论你是医生、餐馆老板、摄影师、教师或者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普通从业者，你都有机会做一些小事情来改变现状。你可能不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奥斯卡奖，但是你会在改善那些卑微者的命运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对个人的力量更有信心。归根结底，这就是2006年诺贝尔颁奖委员会要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