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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福利说不  By [ 漏丹 ]  2006-10-25 21:45:37

今天参加了2006届残疾人暨孤残儿童美术作品展。我很吃惊地发现，这些患有自闭症或者身体残疾的人，他们竟然可以描绘出那么美丽的图画，其中一个没有手的男子用嘴巴进行书画，他们的作品让四肢健全者惭愧。其中一部分作品拿到大公司拍卖，拍掉了39幅，价值4万余元。

这更让我坚信尤努斯的理论：任何人都具备创造力和企业家的潜力。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和资源。由此提到他的另一个观点，社会福利不是好东西，是富人送给穷人的麻痹药。尤努斯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意义，不是GDP之类的人均的什么东西，而是社会25%的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改善和脱贫。他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不是坐在一趟火车上的，不是给火车头拼命添加燃料，整辆火车都会前进。不，那只会让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穷人坐在另一辆火车上，他们需要自己的燃料和发动机。

在会场，与李翔一起采访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先生。他参与了茅于轼先生从1990年代开始在江西开展的小额贷款项目。

汤敏认为，尤努斯最大的贡献在于，确定小额贷款必须是高利息，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茅于轼先生在前两天的讲话中也详细阐释了这个问题：“小额贷款要收取高利息可以从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来说明。从供应方面看，每一笔贷款仅仅几千元，致使一般银行贷款业务的大约百分之一，而操作成本却所差无几。……从需求方面看，农户借款从事生产，不必为自己支付工资，所以资金的回报率非常高。”康敏还提到，如果低利率，商业机构就不愿意从事小额贷款，或者它们会要求国家进行补贴，都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此外，如果利率太低，“钱就到不了穷人手里”，多半在半途就被关系户拉走了。

直线不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汤敏说，现在政府采用鸵鸟政策，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也不放手让别人做。政府可以以低利息去做，那么NGO就不会做了，这没关系；但政府肯定不愿用低利息去做，也不允许其他机构做，这反倒给真正的高利贷留出了一大块空白市场。

我想做扶贫而需要高利息的道理，与做公益事业也必须赢利是一个道理。一个东西要可持续，它就必须实现系统内部能进行自我循环。

今天的活动，有位志愿者说，志愿者很有热情，但难以持续。也有企业提到，为什么一般的公益活动不能像北京奥运会一样，吸引那么多志愿者？我认为这都是一个问题。从事公益事业就是做企业，做企业怎么能让人拼命？确定企业文化和价值、确定目标、分解目标、执行、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销。很多公司只是为企业社会责任（CSR）而CSR，其实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相当于是在公司内部再建立一个全新的公司，是一个公司的第二张面孔。做一年的公益活动，最后要达到怎样的目标？十年以后又什么目标？大概这个问题很多企业都没有想过。尤努斯就为格莱珉银行定下了目标：消除贫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捡垃圾，明天看孤儿，或者随便捐点钱，这算不上企业社会责任。

许多基金会的运作也是一样，同样缺乏管理。以为一笔钱投下去，万事大吉。不知道白给的钱总是有很多双眼睛死盯着，就像低利息的小额贷款到不了穷人手上，白给的钱也到不了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上，早死在半路上，被肢解了。中国的公益事业和NGO不缺钱，缺的是企业精神和管理之道。

当然，在谈中国小额贷款问题时，管理水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科院杜晓山先生也在1990年代引进了格莱珉模式，几乎全盘复制，但是这个在河北的项目现在看上去也不太成功，除了只贷不存的经济压力，再就是内控机制和人员水平。江西的项目也存在同样问题，招聘当地村民。而格莱珉最初是靠尤努斯教授的学生做志愿者发展起来的，后来也招聘很多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妇女。不过，出了人员本身的素质，格莱珉还提供相当有效的人员培训：新来员工先到成功的项目点见习1周，然后他们将到一个新的地方自己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尤努斯只为这些分行经理提供培训和咨询，而不送钱。当然这是在允许银行吸收储蓄的前提下，而且不只吸收穷人的储蓄。

前两天在北大，茅于轼先生坐在台下，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坐在台上，两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多年来在做类似的事情，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总是让人感慨。小额贷款在中国属于纯灰色地带（汤敏语），无法可依，也没有监管机构，也不准吸收储蓄。因此，尽管从10多年前，茅于轼就开始引进格莱珉的一些做法，但是这么多年来，江西的项目只是从一个村子扩大到了三个村子。相比之下，尤努斯用了30年的时间，让格莱珉复制项目遍布全球。当然，在孟加拉本地，尤努斯对政界影响力极大，曾经的总统秘书是他学生，曾经的总统亲自拍板允许格莱珉银行成为独立银行。

两个项目的不同命运，除了体制和制度、政治支持上的原因，也有组织和管理上的原因。茅于轼评价，尤努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启发每个人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为小额贷款事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江西的项目没有引进格莱珉的整个体系，比如五人小组之类，也没有实行整借零还（每月还款），而是整借整还。不引进是因为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情况：比如山区穷人住得分散；中国的农民比孟加拉富裕。

尤努斯的模式在孟加拉的成功也许可以归功于他个人的影响力，但是在全球其他地方，甚至欧美等发达国家，格莱珉也获得成功，这就不是个人影响力可以解释的。因此，格莱珉模式也许应该是一个可以全盘复制、稍作本地调整的模式。

daisy 说：

China hasn't widely set up the so-call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yet. Please be cautious of your title

at 2006-10-25 23: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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