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感慨的城市。八十年代初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一支独秀；厦门在飘摇不定的台海局势中，一点一滴往前走；珠海除了两年一度的国际航展，难得有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虽然现在终于又有澳门建设“东方拉斯韦加斯”的新概念可以想象了。而美丽的汕头，这个北回归线上的唯一滨海城市，却似乎有点找不到北了。2005年，汕头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已经落到了第十名，不仅被东莞、佛山、中山超过，而且也不动声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过，现在仅仅相当于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

汕头往东，靠近福建，有一个南澳岛，岛上有陆秀夫的墓园，就是那个背负九岁的小皇帝跳海殉国的南宋末代丞相陆秀夫。1279年2月宋元两军的崖山决战后，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哭拜幼帝：“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佑皇帝（指在临安被元军俘虏的宋恭帝）的覆辙。德佑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罢，抱起小皇帝，纵身跳海，时年43岁。2月份的海水，应当还是有一些寒意的吧。

崖山位于在珠江口西边的广东新会，梁启超的老家，离南澳岛有几百公里之遥，这里的墓园的真正主人其实是陆秀夫之母赵氏及陆秀夫之子陆九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 潮州府知府郭子章重建这个墓园，经过反复考证，确认了墓园的主人，之所以仍要题陆丞相墓，是因为：“世无不朽之骨，而有不死之灵。丞相灵在南海，而母在南澳。孤愤幽忠随潮上下，神来神往，能不依依乎？”

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如果说中原汉族政权的更替是“亡国”的话，元灭南宋，就有点“亡天下”的意思了。被陈寅恪誉之为“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的宋朝文化，从陆秀夫那一跳，从此仿佛进入一条望不到头的黑暗隧道，从元，到明，到清，随着专制统治者权力的膨胀，中华文明的局面却变得越来越逼仄。记得小时候读历史读到这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之情，山河失色，海天茫茫。金灭北宋，衣冠南渡，元灭南宋，衣冠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却总会被一个更低级的文明摧毁？为什么竞争在一些情况下带来制度的演进和文明的进化，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导致劣币逐良币，良知、信念和底线被野蛮地、报复性地、恶作剧式地践踏？

因为走私、假冒伪劣、增值税发票等黑色经济，汕头令人痛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深陷信用危机，成为了汕头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同样的包袱，也曾背负在另外两个商业发达的地区：福建的漳州地区和浙江的温州地区，自然不会是一种巧合。了解广东商业历史的业内人士曾分析广州商帮与潮州商帮的不同，如果说广州商帮是“亦官亦商”，潮州商帮则主要是“亦盗亦商”。从唐置市舶使直到明清的海禁时期，广州一直是全国仅有的少数几个通商口岸之一，进出口贸易是合法行为，官方为获取利润，对其进行保护与鼓励的政策；相反，地处粤东一隅的潮州就难以得到这种待遇。唐宋时期的潮州城，虽是粤东一带的货物集散地，却一直没有直接的外贸经营权。沿海居民为了谋求生路，一部分人转向经营沿海航运，另一部分人则积极进行走私与海盗活动，形成了这个地区独特的黑色经济传统。

阿城曾说，中国哪里有什么商业，“只是权力释放出一些资源，谁有能力，谁近水楼台，谁迂回曲折，就去把释放出的资源拿到手，这不是商业”。如果说这可以说是对“亦官亦商”型的所谓商业的写照的话，那么，建立在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破坏环境、压制劳工基础上的“亦盗亦商”型的所谓商业当然就更不是商业了。这两种 “类商业”的共同特征都是它们都以价值转移而不是价值创新为核心，前者巧取，后者豪夺，都不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都不具有以平等、自由、契约为核心的真正的商业精神，而且，一方面它们被专制权力压榨的对象，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与专制权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真正的商业精神的一种强大的反对势力，压制甚至扼杀了真正的商业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和成长。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如果说晋商、徽商“官商”的色彩浓，地处专制体制边缘的温州、漳州、汕头等地的商帮的成长过程，却无法摆脱或多或少的“盗商”的色彩。一个阶段内，它们成为中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心，但在面临全球竞争的今天，他们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历史的重负，向后直转，面朝蓝色大海，成为真正以价值创新为核心的现代商业企业呢？不要告诉我这个城市的商人有多成功，有多富，买起宝马和宾利轿车来有多么的大方，如果没有真正的商业精神的支撑，无法形成真正的现代商业文化，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中国历史上，从商而富可敌国，最后却身世凋零的人难道还少吗？我们的商业阶层，多大程度上还在重复这些演了上千年的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