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看什么就去看，想做什么就去做，想去哪里就去；凡事心有所想，必定身体力行。”----大前研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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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财经时报》邓小平专题，做了“十个人的十年”，选取几个原版的。 李昌平：个人只是浮萍
2000年2月，我上书总理，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央领导批示后，湖北省随即要求我在监利县棋盘乡进行一场解决突出问题的改革试点；但几个月后当地提出要将我调到外市。
我那时候就只是想做点事情，抱着希望，觉得可以改变。
但是从7个批示（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都做出批示，认为情况属实，应该进行改革试点）到1个半月的改革结束，再到说服我要把我调走，我就明白事情只能这样了。
这样一个通天的事情就这样收场了。那时候我就决定离开，如果不离开，也会被收拾了。我觉得自己以前想要做点事情的想法是错误的，很幼稚。
离开监利县后，我做过深圳蓝田公司的经理，《中国改革》的编辑，现在是香港乐施会的项目官员和团队顾问。
我现在就是浮萍，风往那里吹，我就飘向哪里。
之后做的这些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是一个劳动者，只是去做好自己的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想法了。
你们问我今后会不会想着去担当一些社会责任。我没有这么想过。在我们传统的想法中总是要去做出些什么改变些什么，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些想法是错的。很多时候，可能非但不会有正面的作用，还会有些误解和反作用。
2003年出关于农村的“1号文件”的时候，我写文章说它“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有人就跟我说，李昌平，你有什么意见就跟我说嘛，不要在媒体上说“1号文件”怎么怎么的。后来我也就不说了。
现在，我也很少和人家争论。没有什么意思，人家会认为你是个疯子。我现在只是偶尔会写些小文章，赚点小稿费，大文章人家也不看。
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的农村改革回不去了。90年代之后在农村搞专营，搞产业化，其实是把垄断的权力给了少数有官方背景的人。他们专营，并且做大龙头企业，农民就没有权利分享这部分的利益了。现在种地养殖之外的那些部门已经完全和普通农民没有关系了。加工业、流通业、金融业、科技产品，这些领域的收益已经不归农民了。
所以说现在的农业改革已经完全改变了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性质，把农民挤压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中，在产业链的下游，这样农民收入的增长前景能乐观吗？
而且上级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以至于农民和基层的官员没有办法做事情。80年代，农民和基层官员很有能力很有想法，可以放手干，乡镇企业半壁河山，整个农村改革都走在前面。
现在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官员就不如以前了？不是的。是很多政策和法律束缚住手脚了，农民有力无处使。想要动土地，土地动不了；金融，有金融法规束缚；想要组织起来，找不到合适的法律依据……处处违法。
甚至是和我当年一样的一些基层官员都已经被边缘化了，没有话语权。
可以为农民说话的应该还有知识分子阶层，但是知识分子阶层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大众根本就听不懂，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中。他会拿着西方的那套理论来批判，甚至是骂农民、工人，还说是在启蒙。但是事实上一点意义也没有。
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应该用中国式的话语来解读中国问题。过分沉迷西方话语，是找不到出路的。当然还要超越左与右之争。陷于左右，陷于西方话语，这样的知识分子只会贻害中国。
离开监利之后，我也常会回去看一下。
这几年农村还可以了，至少比90年代时要好。主要的变化是免交农业税后，农民每年少交几百块钱。
你别看只是几百块，对于农民而言还是很重要，能够做很多事情。农民的负担有两部分，显性的包括税费这些，隐形的包括医疗费用，生孩子，读书这些。现在农民的显性负担少了一些，但是隐性负担还很重。
免收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也没有太多变化。就是不收钱了，清闲了一些。当然，基层的官员收入也不会因为这个改变而变得紧张，因为官员嘛，总有他自己的活法。
对于未来，我没有办法作任何预测，社会发展有他自己的规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会有一些突破。所以可能这个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一步。现在的农民、下岗工人都很草根，从话语权上可以忽略不计。但也许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真的可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李昌平：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现供职于香港乐施会
李银河：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1989年我在北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婚前性行为只有15%，而这里面相当的一部分是准备结婚的伴侣，而现在婚前检查发现婚前有过性行为的有六七成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到10年的时间，增加这么多的百分点，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性革命，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性方面，中国现在的情况和美国五十年代差不多，我做的事和金赛也类似。那时候美国人对金赛的观点同样存在争论，他的很多东西都发表不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和他那时的处境有类似的地方。有一次开会，澳大利亚的一个同性恋大法官曾对我说，我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就是当年金赛在美国做的。也其实有很多同性恋给我写信时时，原来觉得生活一片漆黑，看了我的《同性恋亚文化》后觉得豁然开朗。
今年两会期间，我将通过社科院的全国政协委员第四次递交《同性婚姻提案》，我也在网上号召广大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支持这个提案。我心里清楚，这个提案今年几乎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会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直到它通过为止。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公众对同性恋者看法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同性恋和异性恋是不是有同等的就业机会，美国有86%的人认为是，中国是91%。关于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否有同等的人格平等，80%的人认为是平等的，但是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大家的接受程度就差一些，比如说同性恋者能不能当老师，表示可以接受的只有40%左右，同性婚姻的赞成率大概有20%。
在中国，同性恋人群争取权利的阻力其实比西方小得多。由于宗教原因，西方许多基督教右翼团体激烈反对同性恋行为，还出现过迫害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大多数中国的反对者还是从传统生儿育女的婚姻观出发的。
我的立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要否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李大钊还有很多革命伟人也都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提倡过“男女平等”。但现在在中国，“女权主义”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这是一种歪曲。
过去一年和一些人发生的争论，我觉得是鸡同鸭讲。现在，我就面临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可是，即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他的好多话能给你气乐了，让那些反对他的人也没辙。王小波受欢迎，在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他的民主和自由，这些是人们认可的，而他的表达方式则是独一无二的。
王小波在世的时候，有人批评他犬儒，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人）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可悲的是，在中国，犬儒主义有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也使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
无论如何，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还是向着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要知道，在20年以前，像木子美这样的人是要判流氓罪的。1997年流氓罪取消了，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的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后来检察院起诉法院批捕。罪名就是“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事实上，这是对私生活的一种严重干涉。而现在，这种事情基本没人管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的一些观点，并不是为少数人争取特权，而是替“沉默的大多数”说话，除了吃饱穿暖，他们其实可以活得快乐一点。
李银河：社会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望：改革已逼近最核心
我在兰州大学呆了17年。96年，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可以到张家港市委党校工作。
刚到张家港，我这个北方人非常震惊。
首先让我有强烈反差的是北方和南方差异。我之前去南方去得比较少。初到张家港，发现街道那么干净，和北方的差距很大。
其次，是乡镇企业给我的冲击。之前我在兰州看到的都是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见过像样的乡镇企业。到张家港一看，那么多农民自己办的企业，而且办的那么好。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书斋中的人突然就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前线。
我是学经济的，我在兰州大学教书的时候还教“乡镇企业”，但是到了张家港才发现我脑海里的根本就不是本来意义的乡镇企业。
另外，张家港当时还没发展起来，作为一个小的基层社会的模型非常完整，和兰州这种都市形成反差，给我的影响也很深刻。
我当时就意识到，张家港是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宝藏。因为它的发展形态非常典型。
后来我就去工厂，在生产线上看。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苏南的农民为什么这么富裕。于是我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两年，白天和工人聊，和出差的供销员聊，晚上和一些返聘来的老工程师这些人谈。
作为一个老百姓呆在那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和官员调查不一样，和北京的教授下去做课题也不一样。你有一种角色感，就和当地的老百姓一样，感受到一些问题的压迫感。不回答这些问题，我喘不过气来。
实际上，这时候的乡镇企业其实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1997年恰好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对长三角的乡镇企业影响很大，因为当地的外向型经济占了一半，很多产品都是从东南亚转口，或者是直接出口到东南亚的。当时的情况是兵败如山倒，很让人可惜
很多人认为这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怪只怪买方时代到来了。但我认为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问题出在产权。
之前在宣传苏南模式时，苏南模式被拔得太高。当然苏南模式很好，是自然产生的，很有生命力。但是后来一些人给苏南模式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比如说，认为苏南模式是纯社会主义的模式，以区别于温州模式。这就需要强调苏南模式由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会要求公的部分占98％，99％。这样一来，整个苏南的个私经济都受到了压抑。而所谓公有的乡镇企业演变成了干部的企业，因为公的东西谁来管理？干部管理。公有制变成了干部所有制。
因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那些真正个体私营的企业都还在，而那些由干部们操纵的企业全都垮掉了。
“改革也有问题”
98年十五大召开后，对个私经济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认为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南的乡镇企业由此开始专制。但是转制也有问题。
改制时，有几个企业叫我也帮着他们改。所以我知道白条是怎么打的，那些官员的手段是怎么样的。工人根本没有参与的可能性。是这些官员在主导改革，玩各种手段，自己定价，自己买卖，最后卖给官员。
这对苏南的普通老百姓很不公平。
因为刚开始发展乡镇企业时，压抑个私经济，因而这些企业多少年一直是高积累、低分配，老百姓没得到什么积累。十五大之后，要发展个私的经济了，手里真正有积累的，正是改制中得到好处的那些改制新贵，是乡镇干部。
苏南的老百姓真是命运乖蹇。
”
象我这样的人，就不讨好。在一片繁荣的时候说要改革；人家在改革了，又说改革有问题。
我当然深深知道苏南人做的，比我们老家的人做的好得多。但是我是在研究问题，探索问题。作为学者，你有前瞻性，会发现问题，人家就会认为你在挑刺。
我把这些问题写出来，名字叫《苏南模式的终结》。写完这篇文章，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压力。这篇文章发表后，媒体转载得很多，网络转载得更多，引来很多江苏经济学家对我的围剿，江苏的媒体也批评我。
这还不是最大的压力。张家港市的市委书记秦振华点名批评了我，学校还扣了我一点奖金。
2001年，新上任了一个市委书记，叫蒋宏坤。秦振华也告诉过他，说我是个胡说八道的人，要加强管理。因而他上任后说要找我谈话。
我说你先别找我谈话，我知道你对我写的文章有不同看法，索性我把我的全部想法写出来给你。于是我利用五·一节在家写了一个星期。文章中把秦振华前几年在张家港做的那些都毫不留情的批评了一通。
他看完后，叫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那天他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把我的文章从头到尾批了一顿。他说你对张家港的确是有研究的，但是还有片面性。这样吧，你研究的东西再也不要发表了，做成课题，直接给我，作为我市委决策的参考。你要多少钱，给我打个报告。
他对我有“招降纳叛”的那个味道。
但时间不长，他调到南京当市长了。之后不久我也就离开了张家港。
苏南模式其实很有代表意义。苏南的问题现在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所以把苏南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对全国都有意义。
有些现象，大家都看得到，但将它系统化之后，会让人很震惊。
但是现在在中国研究这些没有出路，因为论文发表会困难。而且最后人家会得出结论，你是研究现象。
很多经济学家多年不到第一线，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这还能谈中国经济吗？
我现在担心的是苏南转制之后，还有一大笔钱掌握在苏南的那些官员手中。这样仍然会造成大量的腐败。
我呼吁改革，要公平的改革。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改革是跟风式的，搞运动式的，和体现政绩联系在一起，不可能不导致腐败。
所以改革到这一步，已经越来越逼近最核心的东西。改革要讲配套，要在微观的制度设计层面有所建设，要一环扣一环。改革应该公开，应该让公众参与。
新望：经济学者，《中国改革》杂志主编
巩献田：我不愿意被人利用
1997年，我去基层做调查。我在山东菏泽碰到了一个逻辑上很奇怪的事情。那是菏泽的一个县城，县城中一共12个国有企业，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已经改了9个，还有3个没有动。我们就问，这三个为什么不改。当地的领导人还挺直爽，说这三个效益比较好，改了之后怕损害职工的积极性。我们觉得挺奇怪，改制不就是为了提高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吗？我们问他，他就不吭声了。
这个问题有普遍性。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城市里的这些改革。发现改革的方向是走错了的，在改制的时候很经常“左手到右手，国有变私有”，并且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后来郎咸平指出国有改制中资产流失的问题，我在网上读到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到位，特别是他总结的私有化的7个手段和步骤。当时我就上书中央，要求维护宪法权威，保护国有资产，维护公民的劳动权。
2005年7月，《物权法（草案）》开始公开征求民众意见。我也看了。我发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这部法律居然还在强调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因而8月12日，我上书中央，要求能够尊重宪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保护国有财产。
很快，9月13日，胡康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找我谈话，谈了80多分钟。领导很重视这些意见，而且也采纳了这些意见，因为没过多久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就提出要进一步修改《物权法（草案）》。
2006年12月，我又联名上书，要求物权法能修改得更完善。后来刘国光等老同志也联名上书，要求中央政府宣布非法私有化无效。我觉得这不太可能，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怎么去判断合法非法。所以《物权法》很重要，我们要不断呼吁国有资产保护，不能让这个事情凉了。
现在不同的人群也都在呼吁物权法的完善。前一段时间，一些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人找到我，和我聊物权法，他说巩老师您从理论上讲，我们从实践中讲。他们有过实践体验的就知道，在一些前提下，平等保护是不可能的。
我也听到过很多关于我的谣言。朋友也跟我说，你要防止自己被别人利用了，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我现在就很谨慎，现在很经常有海外的媒体要采访，我都不接受，因为他们会认为你唱反调，就是反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但是不是这回事。我不想被别人利用了。
其实现在这些社会问题，都是因为私有化而引起的。
就比方说现在大家买房难。这是住宅问题。很早以前恩格斯就论述过住宅问题。现在北京的住宅不是按照居民的需求盖的，而是按照资本家的利润盖的。资本家可能按照居民需求盖房子吗？土地是有限的。所以这就是个矛盾。
还有教育。现在教育也面向市场。每年我在给新生上课的时候都会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庭背景。之前来自农村的学生还很多。现在来自农村的学生就已经很少了。每年都在少下去。
巩献田：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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