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几天气象学家们都很低调，因为前一阵子他们丢的脸太多了。月初的时候他们说台风“麦莎”将要袭击北京，害得好几万人热火朝天的挖水库垒大坝，折腾半天却连台风的影儿都没见着。市气象局的发言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台风在接近北京的时候忽然拐弯儿去内蒙了，接下来的将是一段桑拿天气，闷热异常，希望广大市民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结果他话音未落就下了起暴雨，天气凉快得要命。他们只好又改口说这是台风尾巴的影响，雨水将要持续几天，北京将有两到三天的凉爽天气，但第二天北京象个大蒸锅，起码有三十八度。这回他们实在没法解释了，就开始耍赖皮，说什么气象预报是一门模糊科学，所有预报都只能达到一定概率上的准确，分毫不差的精确是不可能的。

关于台风舍北京去内蒙的原因，在市民中间流传着很多种说法。比如有人说是因为“麦莎”没有办理进京许可证，被严格执法的北京交警拦在了京石高速路的入口；也有人说“麦莎”是怕影响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主动更改了行动路线，一个台风能有如此觉悟实属难得；白云观的王道长则宣称是自己施了高超法术，使台风转向，救北京人民于水火（王道长为何不救内蒙人民？），不过《北京晚报》上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批驳了这种有封建迷信和地域歧视嫌疑的说法。

我就是在蒸锅一样闷热的那一天去的医院。一大早起来，我觉得眼睛酸疼怕光，哗哗的淌眼泪，完全没有办法看东西。我打120，人家听说我不是脑溢血心脏病发作，也没断腿断脚的就不肯出来，我只好找个墨镜戴上出门。去医院的一路上我都在流汗，到医院时已经差不多快中暑晕倒了。一番检查之后医生说，我得的是结膜炎，病因是由于感冒病毒沿鼻腔上行进入到眼部引发的炎症。医生还说，人头部的七窍在颅腔内是连通的，说着他深吸了口鼻涕，我听见那鼻涕穿过鼻腔进入他喉咙的巨大声响，然后他“啪”地一声把它从嘴里吐了出来。“你看”，医生说，“就象这样，它们在里面是通着的”。我问他能不能再从鼻腔里吸一口痰，然后把它从眼眶或者耳廓里喷出来，“不成”，他说，“那多不卫生啊”。

当我戴着墨镜出现在同事们面前的时候，这帮冷酷的王八蛋笑得很是肆无忌惮。他们一致认为我眼睛发炎是因为偷看了不健康的东西，比如嫂子洗澡什么的，可怜我这个独生子，想犯这种错误都没有机会。而且他们没有象我期待的那样称赞我戴着墨镜的样子酷得象黑帮老大，相反他们说我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还说如果手里再拿个二胡就更象了。我当然不服气，说难道只有老罗戴了墨镜才象黑帮吗？老罗是个二百多斤的秃子。他们说老罗不戴墨镜也象。我威胁他们说我得的是传染性眼病，我看谁一眼就会传染给谁，他们就推我去经理老马的办公室。

下午我听见老马给海淀税务局打电话，说公司里雇佣了残疾员工，按照《劳动法》和《税法》应该享受减税的待遇。我赶紧跑过去说马总我这不是失明，我只不过眼睛稍微有些怕光而已，而且明后天就会好的。老马说那可不成，老赵你好歹多坚持几天，为了公司的利益只好委屈你了。他看我还要争辩就吓唬我说，楼下的公司为了争取减税政策已经打瘸了两名员工的腿――我这才知道每天在电梯里看见那两个拄拐的人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想那样的话最好老老实实的。我让你什么时候康复，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

（二）

税务局当然不是那么好骗的。他们警告老马一定会认真核实这个“盲人针灸医生”（老马给我编排的职务）的真实性，如果发现问题将按非法逃税的最高标准来罚款。说实话，一家旅游公司突然聘请了一个瞎子来给大家针灸，这事儿确实有悖常理。但大家都不方便直接表示怀疑，因为那有可能引发中华残疾人总会的抗议，谁也不能干涉一家公司雇佣盲人嘛。总之他们这样一闹，搞得我不得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要装成瞎子，以便应付随时可能上门来调查的税务人员。

另一方面，把“盲人针灸医生”这个职务安排到我身上实在是天大的笑话，首先我不是盲人，而且我对中医和针灸的态度比方舟子还坚决。但老马也有苦衷，如果让我伪装成二胡演奏家，他还得找一批人来表演单弦，琵琶和京韵大鼓，以便组成一个残疾人艺术团，那样避税成本就太高了，非常不划算。

考虑到这一工作给我带来的诸多不便，老马把他的奥迪车借给我用，还安排了他的秘书小刘来照顾我的日常生活。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觉得这是超级爽的赏心乐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每天不能再骑自行车上下班，改由老马的司机开着车来接送我，对于我这样一个重度晕车患者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噩梦。我每天中午不能再去楼下食堂买自己喜欢吃的猪肉韭菜饺子，我的饭由小刘去帮我打上来，这姑娘每次打来的饭菜都是红艳艳的一片辣椒，搞得我想要绝食，就这样她还按照市内快递五环以外的价格标准来收我的费。我也不能再看任何报纸，只能央求小刘每天给我念五分钟的《体坛周报》，这又花了我不少的钱。最可恨的是，他们还搬走了我的电脑――一个盲人要电脑干什么呢――我叮嘱他们万万不能删除我硬盘上的文件，那都是公司的重要资料，尤其是一个叫“Sex_Moive”的文件夹。

当然这件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我没了电脑也就可以不用工作了，每天只要坐在座位上，和大家逗逗贫嘴说说笑话。别人都忙的时候，我就自己戴上耳机听听MP3――我和老马谈过，要我装又瞎又聋也可以，但得给我再开一份工资，他舍不得――时间过得也还算快。一些过去喜欢支使我的小丫头导游们也收敛了很多，起码不敢再打发我下楼去给她们买酸奶。然而，外边的一些人没有我们公司同事那么了解我，乍一看到个穿黑衣服戴墨镜的家伙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惊恐。比如那些推销保险和办公耗材的人基本上就不怎么进公司门了。偶尔有几个胆子大进来搭讪的，被我扫上两眼就很自觉地转身出去。还有一次，物业公司的一个小姑娘上门来收垃圾清运费，看到我坐在那里，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敢进来，后来哭着回去了，老马一提到这个事就乐不可支。

（三）

两个星期过去了，税务部门的人一直没有出现。现在雇佣残疾人的单位是如此之多，想必他们也核查不过来。但老马这个人胆小如鼠，严词拒绝了我恢复正常身份工作的要求。照他的意思，这事儿还得坚持一两个月才算保险。因为“谁知道那帮孙子是不是在麻痹我们”。一想到还要受两个月这样的折磨，我就绝望得要命。

周五临近下班的时候，公司里突然来了个秃顶的老头儿，五短身材，小腹凸出，戴个墨镜，后面紧跟着几个穿黑西装的大块头，不是秃顶，也都戴着墨镜，颇象北野武电影里的人物。一行人呼啦啦地涌进办公室来，如果不是其中有几个人走路倒拉顺，看上去还真有些气势。由于我们大厦的保安力量比较强大，所以我们公司开张五年了还没人来收过保护费，所以大家都挺诧异。后来听说老头儿叫野村，是东京某财团的老板，这次要带上千人来华旅游。这显然是笔大买卖，以至于老马跟他握手的时候腰都弯成了锐角。

野村还带了个助理叫夏美，个子不高，却有着惊人尺寸的胸部，说一口东北味儿浓郁的中国话。老鬼子和老马在经理室里谈判的时候，她就在我们办公室里溜来溜去，和一众未婚小伙子们插科打诨，举手投足之间颇有高树玛丽亚之风范。我们公司的男同事们意志品质普遍比较薄弱，搞得办公室里春色一片。很多女导游看不下去都愤然离开，于是夏美更加肆无忌惮。

后来她看到一个戴墨镜的家伙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感觉十分惊讶，刚开始不敢跟我说话，问别的同事我是什么“组”的？是不是公司请来“看场子”的？我说你们老板也戴墨镜他是看什么场子的？后来她就跟我胡闹，还抢我的墨镜戴，也不怕传染。她问我在公司里做什么，我说我是针灸医生。她又问我针灸是干什么的，我说就是拿针扎人的。她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然后就缠着我问除了针灸之外是不是还喜欢捆绑，滴蜡什么的，我完全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夏美在办公室里胡闹，老马和日本老头那边就出了事。我离得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通过经理室的落地窗，只看见野村张牙舞爪地朝老马挥舞着一个棍装物（后来发现，那是老马办公桌旁边的落地台灯架子，灯头和灯罩已经被野村给揪下去）。老马身体单薄，已经挨了好几下，眼见就要不支。几个男同事已经抄起了家伙，准备冲进去接应老马。

夏美在旁边赶紧拦着解释，说野村先生这是发了习惯性羊吊疯，发病情况下行为失控，绝不是企图挑衅中国武术，更不是蓄意破坏中日友好。但一班小伙子哪里肯听她说，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结果大家还没来得及冲进去，老马先跑出来了，头发和衣服都被野村抓得乱七八糟，形势十分狼狈。野村紧跟在后面也追了出来，手里还举着那根台灯架子。刚才气势汹汹的一帮小伙子忽然唰地一下闪出了空档，还争着把别人往前面推。我戴着墨镜视力受限，行动很不方便，于是被他们推到了最前面。老马趁机跑出了办公室，野村失去了目标，环视四周，只见一个戴墨镜的家伙挡在前面，楞了一下，对我大喝一声，铁架子披头就砸下来，我视线模糊，躲也没处躲，只能抬手胡乱一挡，结果正好抓在架子中间。我顺手把铁架子抢过来，对着老鬼子的脑袋就砸下去，野村翻了翻眼睛，“噢噢”地叫了两声，然后吐了些白沫，躺在我脚下就不动了。

（四）

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办公室门忽然被推开，接着涌进来一大帮人，为首的就是那个野村。他走到我跟前慷慨激昂地“哇哩哇啦”了一番，然后“扑通”一声跪在我脚下，把眼泪鼻涕往我裤腿上擦，我马上想到这老王八大概是被我上次那一架子给砸出神经病来了，于是赶紧往一边闪，同时踅摸周围有没有桌子腿之类趁手的家伙。这时候野村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日圆往我手里塞，我被他们堵在墙角，跑也跑不了，打也打不过，更不敢接钱，一时间手足无措。

夏美告诉我，我那一架子砸下去之后，野村先生二十多年的羊吊风忽然痊愈了，而且两个多月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复发。而在此之前，他差不多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发作一次，每次一发作就砸东西打人。总是跟着他的那几个的壮汉，平时是保镖，他发病的时候就负责把他捆起来。等他发完病再把他放开。而野村别看个头不高，蛮力却不小，每次捆他时候都把那几位弄得鼻青脸肿。所以那几个哥们儿也很感激我，都跟在野村后面齐刷刷跪下了。

我好不容易才劝起来一帮跪着的人，老马那边也制止了几个要打110报警的同事，驱散了在公司门口围观的闲杂人等，然后带着我和野村夏美到里面去谈。我想来想去实在是不敢认下这份功劳来，骗骗小日本倒没什么，主要是怕明儿一早全国的羊吊风患者都来找我。但老马那王八蛋根本不容我推辞，还跟鬼子吹嘘我家祖上世代名医（实际上我爸是工人，我爷爷是火车站卖票的），救人无数。野村看我一直不说话，就不停地问我想要多少钱，我只好说日圆现在不值钱，而且你给了我我也没地方花去，你要真想谢我，还是想个别的方式比较好。

晚上，野村请我和老马几个人吃生鱼片。我对这种食品的卫生不大放心，所以基本没怎么动筷子。老马跟野村一个劲儿干杯，只盼着能把老鬼子灌趴下然后稀里糊涂就把合同给签了。老鬼子喝得高了点儿，生意的事儿一句不提，却说赵先生快四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个人，如果不嫌弃，他愿意把夏美留在我身边。我说现在可不是旧社会了，不能搞包办婚姻，再说也不知道夏美愿不愿意啊。夏美在一旁眼神很骚地看着我，一副随你摆布的样子。老马乐着说老赵你可不能做有损国格的事啊，夏美就嚷嚷凭什么和我好就损害你们国格啦。要不是小刘在桌子下面把我的两条腿都踢青了，我还真不忍心拒绝。

饭后，夏美悄悄问我能不能跟我回家，我从无道德洁癖，遇到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好客气的。不过我可以保证，并没有捆绑，滴蜡这种事情发生，整个过程绝对没有“有损国格”。

（五）

第二天，野村又来公司跟我们话别。临行时跟老马许诺明年带整个财团的员工来华旅游，业务全都交给我们，老马高兴得从屁眼儿里乐开了花。夏美则是对我又抱又啃一番，然后哭着回了东京，一切恢复平静。

奇怪的是，之后的几天，连续来了好几家媒体采访我。他们无一例外地让我谈谈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国际社会平稳局势的认识，让我觉得非常诧异，我一个给人扎针的瞎子懂得什么国际局势呢？然后又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举着横幅结伙来到我们公司，一进门就打听我，找到我的座位后就向我吐痰，挥拳头，挥的时候嘴里还不干不净，问候的都是我家的祖辈先人。要不是我戴着墨镜一副可怜巴巴的残废相，恐怕真要挨好几顿揍。

后来才知道，野村老鬼子来我们公司谈生意的那天，一些在京高校学生组织了一次集体秋游，活动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几辆丰田和三菱汽车，摔了几部松下和东芝的电视机，还跟几家元禄拉面和资生堂的店员发生了肢体冲突。本来事情不大，谁家小孩子吃饱了没个抽疯的时候呢？偏偏小鬼子小题大做不依不饶，把中国驻日大使W叫去抗议了一通，让他赔偿损失并逮捕带头的学生。W何时受过这种侮辱？当下大怒，回使馆就给中国国防部长C打电话，让他赶紧带人过来，争取一周内把东京给平了。

C和W是铁瓷，放下电话也是怒不可遏，马上通知东海舰队的导弹驱除舰，护卫舰和一个潜艇支队向东京湾快速集结。中国部队一出动，日本那边马上就知道了。也调集海上自卫队准备应战。谁知自卫队员们因为平时自慰过度，身心都很虚弱，一听说打仗全跑回家去了，集合半天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东京和大坂的一些女大学生组织了“为国献身队”，口号喊了半天，游行了好几条马路，却找不到一个可献身的人。小鬼子这下知道厉害了，赶紧把W请去说好话，承诺立刻拆除靖国神社外加割让钓鱼岛，以后的历史教科书请中国教员来帮着写，有别的要求也可以提。W说少废话，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天皇的脑袋当痰盂。

遗憾的是舰队开到一半儿时被国内急电给召回来了，原因是更大的领导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认为，现在从地球上消灭了日本这个国家，建立“日本和族自治区”，爽是爽了，但以后老百姓怨气没有了发泄的对象，以后再遇到矿难啊腐败啊什么的问题，靠什么去转移大家的视线呢？所以这很不利于维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和平解决。要和平解决，就得先想个办法，平息日本国内的民愤。

为了应付小鬼子的抗议，有关部门胡乱抓了几个秋游的学生，说他们煽动爱国青年非法集会。为了堵鬼子们的嘴，中宣部还想找出一些能体现两国友好的事例来宣传一下，最好是和学生秋游同一天发生的。结果发现这一天里发生的，全是中日两国老百姓互相斗气儿的负面新闻，只有某旅游公司的保健医生用针灸治好了日本某大财阀三十多年未愈的中风（上面觉得羊吊风这个病名不雅观，于是野村改患中风，病史也延长了十年，而台灯架子自然变成了针灸），勉强和中日友好沾上点边儿，当下决定高调宣传。新华社写了通稿，以加粗字体发在各大报刊的二版头条，并配发了语气强烈的社论，一时间，我简直就成了当代鉴真，中日友谊的伟大使者。连何作庥和方舟子都发表文章，表示中医还是有一定疗效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但是，纸里包不住火，中国记者挖掘黑幕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我冒充盲人针灸医生替公司逃税的事实很快就被揭穿了，很多大报刊都报道了有关部门捏造事实献媚于小日本的可耻行径，老马也被税务局狠罚了一大笔钱（楼上那家公司没有被罚款，因为那两个员工是真的被打瘸了，不是装的）。然后就有一些日本的新闻媒体跟着起哄，没完没了地质询。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会讨论怎处理这个事情，W的意思是用外交辞令搪塞过去，比如“我们对此无可奉告”之类，而C的意思则是把我“做”掉，让鬼子死无对证。但更大的领导又不同意了，他们认为中国是讲究诚信的大国，必须有大国的风范，我们新闻报道过的，就得是事实，不能象鬼子一样喜欢不认帐。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改变事实去符合宣传口径，也就是说，用技术手段，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盲人（我不会针灸，自然也会有人来教我）。这样报道过的假新闻就变成了真新闻，那时候，谁都没有话说。

（六）

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很高，两天后我就被安排住进了北京西郊的一家部队医院――两年前我得胆囊炎，曾经托人在这家医院挂过专家号，用了好几条好烟，挂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挂到――在动手之前，医院给我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CT心电B超以及核磁共振甚至精子活力一样都没落下。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身体非常不好，龋齿，脱发，肩周炎，扁平足，腰肌劳损，内分泌失调，甚至还有很不体面的痔疮。唯一没有毛病的器官就是我的眼睛，没有近视，没有散光，没有色盲，也没有青光眼。

上面很慷慨地给让我自己选择变成盲人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针刺，另一种方法是滴药。这个时候我还心存侥幸，熬夜写了份申请递上去，希望以终生戴墨镜的方式来解决，但上面决定这次要做就做彻底，不能再让记者们找到任何把柄。他们当天就驳回了我的申请，并警告我不要侮辱国家公务人员的智商。这个时候我再想偷渡美国或者申请政治避难都来不及了，只能认命。此时我心中并不恨老马，但以后谁要是偷税漏税，我一定立刻检举他。我承认我是个胆怯的人，平时打针都怕疼，想到滴药的痛苦大概会小一些，就问他们滴的是什么药？他们说药名不太清楚，但好象是河南XX制药厂生产的，我想瞎了已经够惨了，万一脑子再出些问题，我还有何活着的必要？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针刺。

在公开执行还是秘密执行方面，上面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后来这个活儿被承包给了我户籍所在区法院的法警们。院里经费有限，他们就想趁着枪毙几个刑事犯的同时把我的事儿给解决了。至于我算不算是犯人，执行的时候要不要带镣铐，他们也拿不准，就请示上面。上面的回复只有三个字“赶紧办”。我觉得这样有几个伴儿一起弄也好，免得我一个人受刑的时候心理紧张。大家都知道我这人特怕有仪式感的场合，越是正规隆重我就越紧张，一紧张就容易干呕，到时候保不齐有记者在现场，万一我吐个没完，对上面对我自己的形象都没好处。几个老警察一直安慰我，说这是很快的一个过程，他们不停给我打气，让我在关键时候表现得象个爷们儿。

事实上，他们没有骗我，我在麻药的作用下完全没有感觉到疼。只是醒来时觉得眼前黑茫茫的，非常不适应。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很痛苦，日常用品的位置我总是搞错，上下楼梯也经常摔跤。由于不能区分白天和黑夜，我的睡眠也混乱了。不过后来就慢慢适应了。只是想到木马的演唱会，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和我家柜子里那么多还没来得及看的DVD，以后都不能再看了，心里感到有些难受。我忽然想不起来小刘的那颗痦子是长在左脸颊还是右脸颊了，我想如果还能遇到她，可以问问她看。如果她不告诉我，我就要求摸一摸，她会同意我摸她的脸吗？这个我可拿不准，也没准儿她可怜我一个瞎子会同意吧，但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玩，说真的，我不喜欢这样。

（七）

据说我挨扎的那天，老马带了公司里的人准备去刑场劫我来着。结果他们在公安局的内线消息不灵搞错了地方，扎我是在西直门，这群傻冒儿跑东直门去了。说出来别人都不敢相信，这样一群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的家伙，居然在旅行社上了好几年的班。东直门正好正在开东城区秋季“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老马一伙人稀里糊涂地劫了个强奸犯就跑（也不知道我们哪里长得象），跑出二里多地去才发现劫错了人，揍了那小子一顿，再往西直门赶的时候我已经给扎完了。

我刚被扎完的那一个多月，还住在那家部队医院里，因为眼睛的外伤愈合需要一段时间。有关部门安排我住进了高干病房，据说领导们开了好几个会讨论，最终认定我是为国家的外交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房间里沙发空调冰箱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台35寸的彩电，他们也不考虑我看不看得见，只知道根据级别来安排待遇。有好几个医生和护士专门负责照料我的身体，我以前在新闻里看到过一个因公负伤的侦察英雄，住的也是这样的房间，但他的护士没我的多，由此可见上面对我的照顾，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标准。但是当一个如花似玉的青春少女搀扶着我去厕所，甚至帮我解裤子的时候，我还是十分不适应。虽然对于某种价值体系里的人来说，我现在的处境是他们奋斗终生梦寐以求的，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这从来不是我期望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选择，我什么时候都想自己尿尿。

老马和同事们来医院看我，给我带来了一些盲文的书籍，我实在没有信心在短时间内学会这个，要知道自从初中开始，外语就是我头疼的科目。但反正我不用再去上班了，有得是空闲的时间。他们还送了我一把二胡和一套算卦用的龟甲，希望我今后能有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我小时侯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成年以后也做过搞艺术的梦，却从没想到过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实现（据说现在算卦解梦看风水都属于科学）。其实老马他们也是多虑了，我估计我有生之年，都会有人为我的吃喝拉撒买单。养活一个瞎子，一个为国家的外交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瞎子，能花费他们多少钱呢？

季节已是深秋，北京的秋天，有微黄的枝条和铺满落叶的街道，坚持不肯穿上厚衣服的美丽少女从街道上走过，在金子般的夕阳中投下窈窕的倒影。天空中时常飞过为是否去南方过冬而犹豫不定的候鸟，可惜这一切，我都看不到。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在我脸上，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病房里的电视机播放着总书记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欢迎的新闻，我靠在床头，听到窗外院子里有几个病人家属在和护士们在吵架。不知道是哪个病房在开收音机，音量开得特别大，伟大领袖在收音机里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这是多么扯淡的话啊。如果说世界是我的，我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被弄成了瞎子？如果说世界是你们的，你可以把我弄瞎，但你怎么阻止得了我发自心底的冷笑？可见世界从来不是哪一些人的，想拥有世界的人最终都会变成瞎子或者本来就是瞎子。世界不属于谁，世界是世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