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电子游戏热烈却短暂的恋情发生在1988年前后。

200元左右的任天堂游戏机，代表着我那时生活的主要梦想。

《赤色要塞》、《魂斗罗》、《绿色兵团》的图像、声音和过关秘诀，就像“霸天虎”和“汽车人”一样熟记于胸。我家门口那个破旧游戏厅有四五台任天堂，14寸的电视机充当它的显示器，彩色的比黑白收费高些，那成堆的游戏卡让我心痒不止。我忘记了具体的收费，不过当老板宣布可以按半小时计时，我和朋友们都雀跃不已，全然不顾我们可怜的零花钱更轻易的付诸东流，尽管同样的10元钱，但分两次似乎比一次性花完要节俭一点。我们还会兴致勃勃的骑上一个小时车，奔赴一位远道同学家里，因为他买了游戏机，然后对于几个小时的免费时间心满意足。

我忘记自己的热忱是如何消退的，既因为笨拙，总难以成为高手，也是喜新厌旧，金庸的小说取代了《魂斗罗》。说来惭愧，在整个青春年代，我对于任何狂热都保持着免疫力，我对武俠小说、电子游戏、漫画、摇滚乐、诗歌、甚至姑娘都没产生过忘乎所以的热情。我记得高考那年，7月5日那天，我的同学搞到他们平生第一盘黄色录像带，兴致盎然三五成群的聚众观看。我没太犹豫就拒绝了邀请，因为两天后的7月7日是高考的日子。我不知道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阅读考卷时头脑中反映出的什么，总之他们几个都成绩都比模拟考试低了三十分，少年的意志就像是土筑的堤坝，它轻易的被摧毁。我经常为自己内在的理性吃惊，并痛恨于这种‘清醒’——它经常是冷感的另一种说法。

我对于电子游戏的记忆再度被唤醒是大学二年级。突然之间，所有的宿舍都开始购买电脑。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们，在大学第一年仍保持着中学时勤奋的惯性。对他们来说，通往北京大学的道路比我这样的北京考生崎岖得多。我上铺的山东兄弟在夜晚卧谈会时以过来人的口吻，回顾高三时军事化的生活，他们被封闭起来，清晨六点起床跑步，每天下午做一套模拟考题，老师连夜批改，第二天上午讲解……学习是体力式的，为了应对高考，学校不惜让学生学习大学教材，以寻找快捷的解体方案。所有青春的热忱、幻想、广泛的兴趣，都被压制了，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怎样应对闲暇，怎么面对孤独，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普遍的勤奋在一年后开始消退了，北大那著名的懒散的气氛开始入侵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充当了散漫生活的鼓吹者。“在中学里，你俯案读书”，我喜欢引用怀特海的话，“而大学里，你要站起来，四面眺望。”

从填鸭式的教育到自由式教育的路程，比我想象的困难。并非学业的压迫减轻了，我们就能开始发现自我、发现世界的新旅程。

就在此刻，电脑游戏和互联网席卷而来。每人两千块，六个室友合买一台电脑。我不知道同学们如何筹集到各自的两千元，对于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这不算是个小数目。不过，它在理由上是可行的，它代表着新技术和前途。

崭新的电脑到来时，也是宿舍里情绪转变的时刻，没完没了的聊天开始减少了。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的使用时间。从清晨六点到晚上熄灯的11点，每个人分配到两个小时，周末不断电，有人愿意凌晨四点爬起来扑到电脑前。我们的电子学知识也派上了用场，连一根电线过来，这样周一到周五同样有电了。我相信，只有很少的时间，同学们用此编程序，做作业。绝大部分时刻，他们在打电脑游戏，当几个宿舍用网线连机战斗时，情绪就变得更高亢了。就连我这种游戏盲，也记住一些名词“帝国时代”、“红色警报”、“RPG”。

电脑游戏给我们这个只有23个人的集体带来的效果是奇特的。无论怎样的心平气和，我都觉得它的伤害性多于建设性。班里两个最天才的学生——天才的定义是，我拼命复兴一个月只能勉强及格，而他们只要提前三天看看书，就照样能得90分——一个退了学，而另一个没得到学位。班级的成绩集体性的滑坡。我从来不相信大学成绩有何重要性。但眼前的事实是，学业松懈所释放出来的空间，没有转化别的探索，迅速被《帝国时代》、《红色警报》所填充，后者有一种可怕的吞噬性，似乎一个20岁年轻人的所有精力、时间、好奇心都不足以填充它。在很大程度上，四年的大学生活没有使我的同学们更成熟、更有力量、思维更开阔。他们的生活没有放大，反而在电脑游戏中缩小了、世故了。

我绝非一个仇视技术的路德派，认定每一次技术的创新就导致一次人性的堕落。但我越来越意识到，良性因素比恶性因素更难以生存，新变化能轻易的与旧习性达成同盟，借助新技术的速度和力量，原有的黑暗因素经常陡然加强。

我不能把罪责推到“帝国时代”、“红色警报”、“RPG”上，就像很多人所讲的，它们只是一款游戏而已。但是，这些游戏的确与我们可恶的教育制度达成了同盟。小学与中学12年的教育，是信息的堆积、武断逻辑的贯彻，却没有训练每个人的判断、分析、审美、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进行人格上的塑造，就像是不知温度、风沙和温室内的塑料花。然后，突然之间你获得了独立生长的自由，从前被规定的明确目标消失了，你要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你觉得有点慌乱，却又没得到强有力的引导，暂时的失落情绪等待被填补。你可以开始爱情、探索未知的学科、泡在发霉的图书室、到郊外观察星星、长途旅行，但它们都不及宿舍里的电脑游戏更能吸引注意力，它紧张刺激、又一切尽在掌握中，它就像某种精神上的手淫，充满快感却对意志、精神的培养产生了反作用。一直存在着两种娱乐方式，一种娱乐是对头脑与心灵的刺激，它激发你用另一种角度看待世界，丰富你内心的感受，鼓舞你在现实生活的热情；而另一种娱乐则是消耗性，它偷窃你的精力、软化你的意志，陷入沉迷，而对真实的生活意兴阑珊。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同学们陷入的是后者。

不知为何，旅途中，我穿过县城与小镇时，这些记忆又涌现出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惊人的同质化。从与俄罗斯遥相对望的黑河市，到临近缅甸的腾冲县，我看到一样的城市建筑，一样的商店广告牌，一样的对社会生活的希望与抱怨，一样的娱乐，一样的都市报，一样的穿着，一样的染发少年，人们遵循相同的北京时间，甚至有一致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因素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联结在一起，考试制度、党组织、公路、铁路、警察局、北京时间、电视台……这一系列元素中如今添加了新标志——网吧。

成排的电脑、24小时营业、白得令人不安的日光灯、聚精会神的少年，这一景象复制到每个县城、小镇。它是年轻人最主要的公共与精神生活空间。一个小时3元，交上10元，你可以呆上一整夜，如果再加5元，你还可以分配到一个小隔间。这真是周到的服务，你可以上网聊天、看韩剧、冲浪、或干脆赖在椅子上睡一觉。大部分人都在打网络游行。我辨不清这些游戏的名字，但多少意识到《红色警报》、《魔兽争霸》这些早已是昨日黄花，一切变化太快了，在我1995年欣喜若狂的拨号上网时，56K的传播速度一小时收取15元，而今它像是19世纪的古老传说。游戏产业在过去5年中日益繁荣，它还曾造就了中国最富裕的人。代表着中国崭新商业面貌的网络公司，如今正一窝蜂挤入这个市场，并声称自己的原创性。

尽管电脑游戏被称作“第九艺术”，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一家家公司倾心制作的产品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它们不是改编自武俠小说，就是来自于更加不知所云的玄幻小说，人物的形象与色彩是对某个时期日本漫画的赤裸裸的剽窃。在写字楼令人厌恶的分众媒体的广告屏上，我还看到了这样的宣传语“诛仙火了，诛仙游戏也火了，诛仙火大了”……一时间我啼笑皆非，这些新产业为什么如此赤裸裸的表现自己的乏味。

我不知道旅途中遇到那些游戏少年中多少在对《征途》乐此不疲。我是在西安的一份报纸上读到对史玉柱所开创的《征途》的这款游戏的报道。这位留着平头、瘦削、烟瘾极大、喜欢穿白色运动服、大红T恤衫的企业家，是中国过去20年商业史的缩影，他的大起大落和所进行的商业冒险，既展现一个企业家顽强的生命力，又表明了中国整体商业环境的粗糙、恶劣程度。就像毛泽东在那些对土地充满渴望的贫农中看到了革命澎湃的动力，史玉柱则成功将竟经常被忽略的广阔农村转变成他的消费市场。将名字从“脑黄金”改成“脑白金”，然后再将拙劣的广告铺天盖地打出去，展开一场场农民运动式的推销行动，史玉柱的成功充满了一代代中国人所熟知“本土智慧”。这种“本土智慧”可以实行的前提是，广阔的人群深受信息闭塞所害，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渴望，却又盲目轻信。像很多的政治、商业行为一样，史玉柱贩卖的是“希望”。但很多时刻，这种“希望”是充满欺骗性的。

《征途》贩卖的同样是希望。那种在对滥杀的权力欲，对金钱所带来的随心所欲的“希望”。一位分析者说《征途》的典型的玩家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钱人，花几万元人民币买一套虚拟装备可以连眼睛都不眨；另一类是穷人，没什么志气的穷学生，二三级小镇里无所事事的青年，钱虽不多，但每天有大把时间不知如何消磨，一听有免费游戏玩，甚至还可以从游戏中获取工资，趋之若鹜。《征途》像是现实社会推崇的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情绪的扩大，每个游戏者都衷情于那种放纵的快感，并对此规则的确信无疑。

“什么叫违反商业道德，商业和道德能放在一起吗?商业是什么?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获取最大利益”，在一次访谈中，史玉柱说，“我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为企业赚取更多利润。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在某个侧面上，他说得一点没错，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省意识，那种具有自律的道德意识的英雄式的企业家在世界范围内都在消失。在很大程度，我欣赏史玉柱，这样的人物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生命力的展现，代表着令人赞叹的机会。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应的力量来和他抗衡，来消解他的强盛的生命力中破坏力的一面，来对抗那高速运转的赤裸裸的利益机制。

就像有科学提倡进步，就要有宗教来强调不变，有政府权力，就要新闻监督，有大众情绪，就要有精英思考，有商业公司，就要有反商业力量，一个良性的社会是在相互制衡中逐渐完善的。正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失衡、教育的破产、精神空间的扭曲、作家、知识分子的缺席，带来了精神贫瘠的一代人，他们和史玉柱所提供的娱乐一拍即合。史玉柱代表的不择手段的成功，不正是我们道德意识、公共意识急剧衰落的表征吗？我们的土壤不是一直在纵容这样的人物的此起彼伏，我们太过崇拜成功，而不问他们是如何成功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仍偶尔让我想起《世说新语》中一个片段，那位闻鸡起舞的祖逖很贫穷，但有一天突然换了华服和新战马，朋友问他的原因。他的回答是“昨夜复南塘一出。”他抢劫了战乱中的流民。这个类比或许不恰当，但是我们的精英人物不直有这个传统吗，他们的成就不是创造了某种改善人类生活的新事物，而是对原有财富的一次重新分配，赤裸裸的掠夺没有了，但是他们却寻找到新的名目，借用了新的招牌。长期失败的公民教育，使得那些辛辛苦苦的普通人没有能力辨别这种诱惑，他们以为购买到了希望，却可能不过是被人遗弃的塑胶花和廉价的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