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似乎是2000年的秋天，在海淀南路的一家早已被改建为恋歌房的餐厅里，我第一次见到钟晓勇。

我忘记了那顿饭中，我们吃了什么，又谈了什么，他是否戴着日后习惯的黑色宽边眼镜。

那时他是《南方周末》的一名记者，本人比他的文字更安静与羞涩。我似乎读过他的零散的短文，是对格列佛游记的戏仿，以连岳的笔名发表。一些人说他像是王小波，这种评价让我心生同排斥，无论如何，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成为另一个人的仿制品并不悦耳。

在连岳这个笔名开始逐渐为人所知时，正是中国专栏作家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我记得《南方周末》上的那些不足1500字左右的片段，它们是港台报纸专栏版的摹仿，其中最著名的是沈宏菲对食物的品评，我还记得一个叫黄爱东西的人所写的八卦男女，庄礼伟的国际评论，鄢烈山的社会批评——他义愤填膺，只可惜语言与思维实在太陈旧了。

这些专栏作家象征了一个日趋开放与多元的新闻业。19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开始体验到消费主义的益处。1980年代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农村，而1990年的变化则带有鲜明的全球市场的痕迹。跨国公司的霓虹灯广告牌，咖啡馆、互联网，麦当劳、好莱坞电影和伟哥，迅速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一代以谈论纽约、伦敦的风尚为荣。新闻媒体因这个新空间的到来而获得了生气，是的，政治领域仍是禁区，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却不断拓展，它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报道、评论、解释和嘲弄。那个时刻，学院知识分子面对这些新变化视而不见，博客还是个陌生名词，电视选秀节目尚未出现，人们还没愚蠢到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愿意倾听一些聪明或者显得聪明的声音，笔名为连岳的钟晓勇是其中的一个。

自从2000年的那顿午餐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钟晓勇。我知道他从广州搬回了厦门，成为了一名高产的专栏作家，他谈论国际政治，批评文化现象，还给那些心理脆弱的男男女女们解决情感纠纷……和他同时兴起的那些名字逐渐暗淡，但他却越来越收到欢迎。我还是没太阅读过他的东西，但我想那其中肯定蕴涵着某些特别的东西。文字作为消费品的时代已经到来，读者们以忠诚为耻，昨天还在沉浸于郭敬明的忧伤，今天已痴迷于丹讲解的论语。钟晓勇依然像七年前一样，喜欢引用罗素，将理性和宽容视作社会的基础。或许他未能对社会的变化做出更深入和复杂的反应，但他的声音在一片杂音中，一如既往的清晰。

当他在半年前的厦门PX项目中成为公众关注中心时，我对于他的欣赏加入了尊敬。他拥有将信念转化成了行动的勇气与能力。当然，我怀疑过这种尝试的效果。突然爆发的公众情绪，可能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改变某些政府决议，但它很难形成持续的效果，愤怒的情绪经常像一阵风一样到来与过去。或许潜意识里，我对于中国社会早已形成的碎片化心怀悲观。民主、社会正义、自由、科学，这些让人心情澎湃的口号与主张，经常是无力的附着在中国社会之上，人们可以喊叫它们，却不感兴趣其真正含义，更没有对应的社会组织来将之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成功的建立起一个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强大组织，而且也在于它摧毁了任何可能和它分享权力、进行制衡的社会组织（它所犯的错误也在于此，它将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引向自身，没有其他社会组织可以减缓和抚平中国巨大的社会转折所带来的痛苦）。

钟晓勇和厦门市民的努力暂时中断了那个投资上百亿的化工项目，半年前，它被视作舆论力量与网络力量的胜利。但谁也不清楚其真正原因是什么，中国漫长的历史不断告诉我们。民间舆论的暂时性胜利，往往因为不同官方权力间的争夺时所产生的空隙形成的。当权力之间的谈判结束时，暂时性的宽松也结束了。

半年之后的12月5日，厦门市政府公布了新的环评报告，声称，从单一项目的环境风险看，已审批的石化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均在可接受程度。这份只有14页的报告，简陋而且充满疑点。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以“科学”的名义做出的评估，但谁都清楚，在今天的中国，“科学”往往不代表着怀疑与独立精神，而经常是权力的另一种装饰。我不知道《Newsweek》的报道是否准确，这个项目因为投资商的台湾背景，而卷入了台海事务中，在这场更大的权力游戏中，厦门本地居民的利益，是可能被轻易忽略的。

也就在此时，我再次看到钟晓勇在个人博客上所贴出的号召：

1、不要被阴谋论与悲观情绪击败；

2、请尽快阅读环评报告（点击下载，简本只有14页）《厦门晚报》、《厦门商报》12月6日已全文刊登；

3、请鼓励更多人直接到厦门市图书馆（厦门市体育路95号文化艺术中心内）领取文字本《厦门市重点区域（海沧南部地区）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的环境影响评价》，这是合法的散步，以人气表示我们的反对；（注，报纸刊登环评报告后已停止领取）

4、不要只停留在口头抱怨，拨打专线电话0592－5745678，发邮件到xmghhp@vip.sina.com，我们要将反对送达；

5、反对没有门槛，人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长可数十万言，短则只需“我不同意”四个字；

……

在这一刻，我对他充满敬意。一个社会的发展并非直线，它经常已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要使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笼罩在政治权力阴影下的国家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必定充满挫折。但是，钟晓勇式的坦诚与坚定，却让人看到希望。这或许也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声音，当高压权力让人秩序，而消费主义让人逃避时，能够仍旧强调基本价值观，并愿意实践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