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最近，老是遇到一些野蛮人士。重读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想想我国所有的公众人物，从企业家到知识分子，均没有受过代议制文明的教育与训练，从来只会用“革命”或“反革命”式的极端言论来刺激公众，有点无奈之极的谓叹。

任式野蛮

中国企业界目前已经陷入了一个语境尴尬的困局。任志强是一个代表人物。

上月，我在冰天雪地的亚布力访问任志强。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笑容，我怎么逗也不行。他说刚刚读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觉得其说颇可自圆，他又问我，你可能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可是你读过杜林的书吗？我则问他，你干嘛要把同行比喻成“苍蝇”呢？你为什么说“宏观调控是为了促进房价的稳步上涨”？我们的交谈就在这种莫名其妙的交错中磕磕绊绊地进行。

任志强是当今中国商业界的一个“怪物”，他创业于1980年代前期，资历之老，堪比王石，当年王石在深圳倒卖办公用具的时候，他也在做同样的生意。他的华远地产在地产界排不进前五十名，然而，他却是中国最出名的地产商之一。他的名气来自于肆无忌惮的“大嘴巴”，近年来，他每一开口必平地溅起一番波澜，精彩的“任氏语录”包括：“商品房只给中高收入者住，我不考虑穷人”、“房地产商人们是弱势群体”、“房地产就应该是暴利”、“开发企业同样受法律的保护，没有必要、也不应公布自己的成本”、“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小户型若跌价，开发商有权不盖房”、“中国应该分穷人区、富人区”，他被一家财经杂志称为是“人民公敌”，还被网民评为“全国最该挨打的三个人之一”，有评论曰，“在房价已成焦点的大背景下，任志强顿成众矢之的，讨伐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他不仅被冠以“任大炮”、“任大嘴”的诨名，其激起民愤之深可见一斑。任志强几乎成了“黑心房地产商”的典型代表。”他最近的新论是“宏观调控是为了促进房价的稳步上涨”，很显然，这是一句没有人听着会顺耳的话。今年2月，就当地产界的另一个领袖人物、也是他的老朋友王石提出“拐点论”之后，他又第一个跳出来反驳，甚至将之暗喻为“苍蝇”，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也许（拐点论）背后还藏着许多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秘密”，或仅仅是源于这些“秘密”而做“秀”。”······经济规律更不会因为有几只苍蝇在嗡嗡叫就改变内存中固有的运行规律，苍蝇也不会让“拐点”出现。”言辞之刻薄令人不安。在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与王石比邻而坐，我没有看到他们互动的景象。

此次为了访问任志强，我仔细阅读了他几乎所有的言论，让我意外的是，他可能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读书最多的人之一，他的言论被曲解和误读的程度之大让人吃惊。被炮轰的“任氏言论”大抵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论点自成一说，缺乏逻辑演绎”，譬如他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适用不当和操作失误，将无法起到遏制房价持续上涨的目的，“人民收入还在涨，土地资源不能增长，这两头已经限制住了，那房价能不涨吗？”这些论点自有其依据和道理，然而一旦表述为“宏观调控将促进房价的稳步上涨”，自然会引起无数的歧义和没有必要的争吵；第二类是“道理正确，多说无益”，譬如“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这些话在某些时刻说出来，明摆着是带有情绪的、自讨没趣的“真话”；第三类则是没有深思熟虑的顺口言辞，譬如他说“房产品牌就该是具有暴利的”，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在欧美中国，我们很少看到具有暴利性的房产品牌，甚至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美国富豪靠地产致富的人也从来没有超过5％。而 “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这也是一段颇可商榷的话，因为考虑穷人，并不意味着救济穷人。

在一向“娱乐化”的地产界，任志强并不是唯一的困扰者，譬如潘石屹、冯仑，甚至王石都遭遇同等尴尬。今年初，冯仑出版新书《野蛮生长》，在首发式上，他请来中央台的王小丫当主持人，王姑娘一本正经地问：“这里有几个词：管理、金钱、伟大、女人、政商关系……，冯总，您最想从中挑哪个词来阐述您的观点？”冯总毫不犹豫地说，“我挑女人”。就这么一段无厘头式的对答，第二天上了各网站的版面。就在首发式后不久，我去北京访问冯仑。我先是让他猜一个人：“有一个同志，1957年出生，他15岁入团，20岁入党，27岁读完中央党校的研究生，46岁获得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学位，早年写过一本书《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这个人是谁？”冯仑听着就一个劲儿地笑，他当然知道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然后，我问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说起话来老是很野蛮的样子？”冯仑的回答倒也直接，“我用博士的方式说话现在还有人听吗？”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家群体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述方式？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据潘石屹的分析，“任志强因为性格的关系，在周围树立了这么多的敌人”，任自己的解释则是，“我更愿意说真话的原因则在于被欺骗的太多了。我不想被别人欺骗，自然也就不能去欺骗别人。说得多则在于，这个阵地你不用真话去占领，就会被别人用假话去占领。”在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他一直颇自得于此。

而我的疑问则是，当一个众人物的观点老是被曲解和误读，那么，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任志强也许是地产业读书最多、最清醒的人也是最有思考能力的人之一，可他又是最被批判，甚至最被妖魔化的人。这种巨大的认知反差构成了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而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社会精英在话语表达能力上的困境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任志强不是唯一的，更可怕的是，即便是一些严谨的经济学家居然也开始用这样的野蛮语言销售他们的思想，譬如“高学费有利于穷人孩子读书”、“公务员是改革的弱势群体”、 “为富人办事，替穷人说话。”等等言论，无一不引起巨大争议，这些话粗一听到，痛感发言人的逻辑似乎已经错乱到了该住院的地步了，然而，有心人认真细读，却恍然原来也是一些正常，甚至所论十分中庸的寻常之言。这种“野蛮”而颇有点草根暴力气质的语言方式已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一个正确的观点，可能因为错误的表达方式而被唾弃和攻击，紧接着，社会精英对公众的愤怒发动反击，进而激发出公众的新一轮愤怒，造成新的更深的伤害。这种互为伤害的舆论互动，在缺乏理性基础的互联网上被成倍地放大，民粹主义的“逻辑暴力”与某些精英阶层的“语言暴力”，最终造成了一种紧张的公众讨论空间。

面对这种的景象，对公众或互联网舆论模式进行批评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问题出在发表观点的公众人物身上。由于从来没有接受过代议文明的教育，我们的公众人物一直没有学会用一种理性温和、具有建设性的话语方式来跟大众进行沟通，他们更喜欢用耸人听闻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来挑逗大众，吸引眼球，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显得与众不同，才能展现自己的个性以及社会责任心，这种“气质”现在终于释放出了所有的毒素。

任志强曾经在博客中引述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的话称，“大部分人是死于治疗，而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事实上，他自己也正陷入了这样的尴尬，他的绝大多数观点之所以遭到炮轰和妖魔化，不是因为观点本身，而是因为他的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