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功勤

我们从权威主义国家向民主过渡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讲，向民主过渡的最成功的结构应该是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国家很强，有很强的执行能力，有丰富的组织资源，在老百姓、臣民当中有很高的威望，还有很强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强国家。强国家/强社会的这么一种双强结构体制向民主的过渡是最顺利的，它所产生的后遗症是最小的。比方说西班牙弗朗哥政权以及南欧的那些国家，葡萄牙之类，它们原来在弗朗哥时期就是一个权威主义结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一直到了七十年代才开始向民主过渡，但是这样的体制，像西班牙，他们向民主的过渡就非常顺利，因为他们的国家势力很强，他们的社会也发育得很成熟，也有非常有益的天时地利人和，他们本身就在欧洲，受到欧洲政治文化的影响，他的市民社会在权威主义的体制下发育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已经是瓜熟蒂落，一旦进入民主过程就非常顺利，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还有一种情况像东亚国家，它们属于次强国家/次强社会，像台湾、韩国它们经过几十年的威权政治的发展以后也开始在美国的压力下面走向民主，台湾要比韩国更成功一些，因为它的社会组织要比韩国更强大。台湾自1949年蒋介石故去以后就实行普遍的村民自治，它的村民自治可以说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已成型，到1949年以后一直继续下来，所以他们的农民在一定游戏规则下的民主活动能力不是突然形成的，是在自治过程中一直在学习的。台湾的中小企业家协会是在整个世界上有名的，它把中小企业组成的社团作为中间组织来和政府谈判，同时又能和普通的民众、老百姓、职工进行谈判，这个中小企业家协会起到了为国家排忧解难，又能代表自己的社团和国家谈判的很大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台湾的农会也非常发达，正因为有这样的中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长期发育，使得台湾在一旦向民主转型以后整个运行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我到台湾去过三次，每去一次我就深深感觉到台湾的民风和它的民主建设方面有着一种很契合的关系。

韩国也说它是次强国家／次强社会，但是它的社会力量比较弱，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疯牛肉的事件。这个事件我们看不懂，几乎觉得是太荒诞的事情。五年以前美国发现了一头疯牛，所以就禁止进口韩国的牛肉，但美国人吃了五年牛肉没问题，韩国有几十万的侨民在美国吃这个牛肉也没问题，为什么它要进口到韩国来就会发生这么大的骚乱，这么大的动荡？这几乎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这说明一个问题：韩国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还不高，它甚至还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情绪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中间组织不够发达的话，就会出现广场效应，广场上一呼百应，人和人同绪化程度很高，像一个板块一样，受到同样的训练，得到同样的价值观念，获得信息也差不多，经过煽动后，马上变成一个群体，茫茫人海中都是一种声音。所以李明博是很苦的，作为一个总统你是很同情他的，那么优秀的人，把现代搞得那么好，他和美国谈判对韩国是非常有利的，这个谈判的结果使得美国的牛肉可以进入韩国，大家可以吃到至少可以便宜一半的牛肉，同时韩国可以把它小排量的汽车输送到美国去，本来这些汽车是没法出口到美国去的，现在却可以大量的出口，这对韩国国内的发展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现在居然就是阴沟里翻车一样，这就说明它的民主程度还是不高，它的社会发育程度有限。

还有第三种类型就是弱国家／弱社会型的结构，弱国家／弱社会型的结构一旦走向民主那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比方说许多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它的国家力量很弱，国家没有掌握多少资源也没有什么威信，它的社会也没有组织，组织力量也不强，所以这样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当政者只要一上台，稍微犯什么错误，马上就被对立面给轰下去，老百姓当中有什么情绪化就马上把选票投给另一个人，他还没有干事情就要下台了，那接着上台的人同样也是还没干几天马上又被轰下去了，它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换。国家政府的势力很弱，社会没有组织，这样的国家在民主当中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像东欧很多国家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并不是说东欧的国家经过民主革命以后都进入这样的状态，有些情况比较好，比如说捷克、波兰这些国家，它们本来就有很强的市民社会的基础，尽管它通过了一场革命有一个混乱，但很快它们走上了正轨，因为它们本来就有民主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后来是被苏联给并吞过去了，但它们本来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但是还有大量的从来没有民主经验，市民社会又非常弱的这么一种社会，像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就陷入了一团乱麻当中，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出现“颜色革命”，什么叫“颜色革命”？就是外国政府拿钱去资助一个反对党，反对党拿了钱以后就进行宣传，很快就得到大量选票，因为政府的执政能力很差嘛，老百姓很容易不满，反对党马上就可以上去了，上去以后，再来一个外国政府，再塞一笔钱，他马上又下来了，弱国家／弱社会型的结构一旦进入民主就是颜色革命。在这里插一句话，我说中国搞“颜色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结构，不可能出现那种所谓的“颜色革命”，它的国家力量太强。我这是指在一个狭义的“颜色革命”的意义上，它的国家和社会类型很不一样。

那么像中国这样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结构在经济发展中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它有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因为毛泽东把中国人搞得很穷，所以老百姓赚钱的积极性很高，中国又是十三亿人口，沿海那些人口稍微富了一点，按理说他们富了工资要涨上去，对不起，中部地区来了，这工资还是涨不上去。在几年以前我家里装修的时候我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油漆工，他说他一天的工资是100块钱，他说我八年以前也是100块钱。我问为什么，他说没办法，我涨不上去，我一涨上去人家就不要我了，因为有很多很多源源不断的人来抢这个生意。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就迫使了这个工资水平只能在很低的水平上面，这就造成了对外国有极强的投资吸引力，而且这个吸引力还可以持续30年左右。西安那里富起来了，但是陕西那里还没有啊，陕北还没有啊，等陕北富起来了甘肃还没有富，甘肃富起来了还有西藏还没有富。这就是长期以来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再加上极强的国家可以把左的和右的干扰给压下去，就形成一种低政治参与的政治稳定，而这种政治稳定是吸引投资的一个极大有利因素。你政治稳定，工资又低，谁不愿意来投资呢？所以大量的投资进入中国，这样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世界工厂的国家。海尔冰箱在美国占四分之一，全世界有60%的起动机在中国开工，全世界生产的70%的水泥在中国用，它这么一个内生型的发展机制就这么显示出来了，这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因素。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这是一个强势国家，总觉得这个国家不会垮台，所以银行的坏账再多我们不会去透支挤兑。所以外国人看不懂啊，在外国如果有15%的坏账，那么这个银行基本就要完蛋了，人家第二天就去排队了。但国家银行是国家的，国家怎么能放着银行不管让它垮台呢，所以它有40%的坏账我们都还让它存在，然后国家通过救急之类的措施把问题给解决掉。这也是一个强国家的一种特殊的信任感，这个信任感带来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再加上强国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大事一出来它能解决。像这一次汶川地震，我有时候想想，如果汶川地震发生在一个威权政治时代，像马科斯、苏哈托那样的国家是简直不可想象。汶川地震整个的受灾面积相当于大半个英国，相当于美国的四个州，救灾的军队相当于全部的英国国防军，如果中国是个小国的话，如果四川是一个国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强势的国家，造成了一种高度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全世界少有的。我想如果是一个小国家，或者是中原大战时期的四川的话，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就轮到我们受瘟疫了。10万人埋在废墟下面，不出三天就开始腐烂，1500万人无家可归，500万人流离失所，500万人带着所谓的伤寒菌、霍乱菌逃难，从成都逃到重庆，从重庆逃到成都，然后再逃回来逃到上海，现在上海乃至整个国家差不多也就是瘟疫的世界了，这是很可怕的。高度的动员能力在解决这样的具体问题上面很值得政府骄傲，全世界哪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干？这就是它的优势。我现在考虑为什么这几年我们国家发展得这样快，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教授在杭州开会的时候谈对中国的感想，他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毛泽东，我讨厌他，但毛泽东建立的这个体制没想到这么有效，到现在都还在起作用，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其实这就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国家的强国家的优势在这个领域里得到了一定的发挥。

还有一个因素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在长期的出现那么多矛盾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它的社会稳定，我把它称作“延时效应”，把时间延续下去。就是当一个问题出现了，它通过低政治参与硬把你的政治参与压在那里头，当出现矛盾了它就把你压在那里，给政府腾出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新的问题出来，它继续压，这个压的过程当中它就有一定的回旋的余地。那这和所谓的一般的民主国家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这个威权政治在短期内有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上面，你一件事情还没来得及干，像韩国这样你还没来得及干就倒台了，这时候威权政治就有它的一个优势。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这是我到土耳其以后才悟出来的道理。土耳其这个国家和中国正好反过来，这种反过来正好说明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土耳其是个福利国家，它政府财政收入的80%都用于养老金、教育、卫生、劳保，所以国家只有很少的钱进行基本建设。而当它要用这20%的钱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它发现那很有难度，因为每一个老百姓你都要和他谈判，你要在这里造一条什么铁路，你要一家一家谈判，所有的人都是私人老板，这谈判成本极高，所以到现在为止，土耳其富裕程度虽然排世界第27位，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但它的伊斯坦布尔居然没有一个高架公路，没有高架桥，为什么？它造不起，这就是土耳其它没有成功的一个原因，国家是福利主义的，地方是私有化的。中国正好是反过来，教育是你自己办，卫生保育什么都是你自己来，国家什么都不管，国家钱多得很，然后大量的钱进行圈地，圈地的时候它面对的那些不是什么谈判对象，没有什么谈判资格的，这本来就是公有土地，这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国家让你走你就得走，拿了钱就是我说了算了，如果你是私人老板你那么容易走吗？这样一来的话（发展）就非常快。

我曾碰到一个台湾的企业家，他把他的朋友带到昆山那边去说这块地方都是我的，他朋友说，哪是你的，人家房主住在那边。这企业家就说，那没有用的，过三个星期你来看好了，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已经说好了，让他们让一让，过三个星期就搬走，然后它就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扩张。低成本扩张的速度非常之快，这就造成了它的“三通一平”非常容易做到，做到以后外国投资吸引起来又非常容易，因为又有廉价劳动力，碰到问题的话老百姓没有什么谈判地位，这就造成了两极分化速度极快，虽然发展也很快。你到山下去看那些挑夫，其实那些挑夫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也没有意识自己维权的事情。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又没受到社会的制约，所以它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发展，强国家的效应极强。我今天来到时候就看到外面浦东的检察院、安全部造得简直是高楼大厦，安全部本来是很秘密的东西啊，何必要弄得这么大呢？它没办法啊，因为公安部那么大，我安全部也应该很大啊，检察院也一样。你再去看看闵行的市政府，那简直就是活脱脱的白宫啊，它有钱嘛。这就造成了一方面的它的发展速度极快，一方面这种模式也造成了强烈的、巨大的两极分化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如果不得到治理，它会越来越严重。这是我谈到的强国家的一些方面。

（萧功勤，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是萧功勤先生２００8年7月26日在十乐®举办的传习社讲座“中国变革三十年与未来”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萧功秦强调通过各种非营利、非政府组织来建设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形成“强社会”，与“强政府”构成一个良性的平衡，为民主化转型打好基础，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各种横跨公司、行业、地域、种族、信仰界限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增进社会资本（个体之间信任），一方面解决个体的各种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给个体提供了利益表达渠道，好比是干打垒筑墙时埋入的纵横交错的竹片，起到了加固建筑的作用，避免整个社会的脆化和沙化，以及因为这种沙化而产生那种“看起来很美”但往往却给人们带来失望甚至是灾难的所谓“广场效应”。

由于各种原因，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育不尽如人意。但据我的观察，这些年中国在一些领域也算是歪打正着地形成了一些比较有效的横向联络机制（horizontal liaison mechanisms）。首先是EMBA班及其校友会。整个EMBA教育产业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与其说是满足了管理阶层对于管理知识的需求，勿宁说满足了他们对于这种跨越公司、行业和地域的横向交往的需求。所谓“上大学挑老师，上EMBA挑同学”，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明明知道有些商学院在学术方面几乎是“空盒子”（an empty box），但仍然趋之若鹜的原因。

第二个越来越重要的是业主会和车友会。前者对于发展城市居民的自治机制的重要性，也许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里暂时不展开论述。车友会则通过网络平台，交流车辆知识，安排业余活动。耐人寻味的是不同级别的车型之间那种微妙的阶层意识。例如去年曾经闹的沸沸扬扬的20多辆“马六”（马自达6）在南京到连云港的高速路上围堵一辆悍马的“马六”事件，以及网络曝光之后这些马六车主前踞后恭的表现。马六价格在20万左右，悍马价格在100万左右，所以马六围堵悍马算是小富阶层向较更富阶层叫板的一种表现，但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种嚣张行为却又激起了网络上更穷阶层的愤慨。

第三个应该是网络平台上形成的各种兴趣小组、活动小组、读书会等组织。老的BBS社区（如天涯网、猫扑网、西祠胡同等）和以Myspace、Facebook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网站是这种机制的中心。社会网络研究是我的专业，但网络交往估计与传统面对面的交往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如交往的肤浅性、多变性、游戏性等等。网络是一种有效率的信息传导渠道，但在人际交往上，估计还是无法取代面对面的有效性。例如，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默契（chemistry），往往是无法通过网络来传达的。

中国企业家还有一种松散组织是围绕各种主题的各种论坛和年会。因为没有书面的章程、正式的机构和相对较稳定的成员，这些处松散联合状态横向联络机制的，离公民社会建设的标准还很远，顶多算是公民社会组织的一些雏形吧。但一个社会那种良性的团结状态，却往往离不开这些看起来也许稀奇古怪的种种团体。中国人自古只有血缘、地缘这两种关系，分别形成宗族和同乡会两种组织，血缘、地缘之上，除了有功名的人还有一个同年和师门的关系，很难找到类似西方的宗教那种横跨血缘、地缘的其他横向联络机制去沟通不同血缘、地缘之间观点和利益，这应该是未来我们的公民社会的建设的一大瓶颈。

公民社会的主干是工会、农会、企业协会、同业协会等这些有章程的正式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我们也不是没有，而是成为了不是政府的政府，“二政府”，安排二线干部的一个渠道。所以，公民社会建设第一步，当务之急也许是首先把这些体制内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架构利用起来，放手让他们真正成为特定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让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公平的游戏规则进行公开的博弈，从而达到最大程度整体公平。

正式协会政府化和民间组织缺乏的结果是各种群体利益代表机制的断裂。弱势群体不说，就是企业家群体，他们也同样缺乏名正言顺的利益代表机制。例如，上次九珑纸业的张茵在政协的几个提案为什么会引起社会上很大的争论，我的看法是，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她代表了哪个群体的利益，而在于她是如何成为这个群体利益的代表人的。在现在的体制下，企业家必须以怎样一种非常微妙地方式达到参政议政的目的，圈里圈外人，大家心照不宣，其实都非常清楚。也就是说，这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程序公正（procedural justice）而不是分配公正（distributional justice）的问题。

当然，我没有苛责企业家朋友的意思。在没有更稳定的利益代表机制情况下，他们何尝不同样是弱势群体。512大地震救援过程中，一方面是我们初步成型的各种公民社会力量的一次展现，另外一方面，也暴露了我们因为公民社会机制不足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例如，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公民组织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过滤和选择的机制，理性的声音很容易被网络上的广场效应所压倒（所谓网络暴民），以至于针对各种企业和企业家逼捐之声，一时甚嚣尘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但须知侵犯人的自由来逼人为善，乃是最大的伪善和最具有欺骗性的大恶。但我们这些网络愤青们却在那里施施然展示着他们最基本的道德感的缺乏，顺便也展示着我们的伦理教育体系的彻底破产。

(刊于中国企业家２００８年第１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