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宋彬彬肩负起全国红卫兵的期望。

1966年的天安门城楼上，这个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齐耳短发的女生为毛泽东配戴上红袖章。

已经77岁的毛泽东问起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吗？”在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加上了一句评语“要武吗”。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以她的名义写出。宋彬彬发现，从此后她对于自己的名字与形象失去了控制能力。从不喜欢暴力的宋彬彬，被转化成武斗的倡导者。红卫兵们蜂拥到师大女附中，失望的发现这个“宋要武”一点也不像想象的那样革命；当她下乡插队时，人尚未道，村子里就开始流传，这个宋要武曾经是打人、杀人无数。

我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看到这个片段，宋彬彬始终在阴影中回忆往昔，似乎她真实的面孔和表情，已被时代的喧嚣所淹没。如今，很少人还记得这个插曲。对于身经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见过太多比这更刺激、荒诞的现实。但这个插曲或许已再好不过的表现了那个时代、那种体制下最显著的特征——个人价值、个人的独特性是微不足道的，它随时以更改、被替换。而替换它的理由，经常是来自更高的价值——它可能是国家的利益、革命的需要，或全人类的欲望，或干脆是历史的规律。在这些更高的目标之下，个人被缩减、被抽象，然后理所当然的放弃个人的原则与勇气。那些批斗自己的老师，背叛自己的亲人，毫不怜悯的殴打陌生人的少年，与其说他们内心隐藏着多少邪恶与丑陋，不如说是深深的思考无能。对于世界，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在革命与集体的统一要求之下，他们获得了一种放弃个体责任后的一种巨大自由与放纵。而那些更为敏感的心灵，则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巨大的痛苦之中，他们身不由己，缺乏意义。

对于历史的悲剧，我们半被迫、半主动的进行了遗忘。经常是在匆匆的找到一个替罪羊之后，我们放弃了追问的权力，更丧失了追问的勇气。然后，我们开始用“一切向前看”来告慰自己，似乎那些折磨与伤害我们的幽灵会自动消失。

当听到9岁的林妙可与7岁的杨沛宜的“配合”的新闻后，我想起了宋彬彬的故事。8月8日夜晚的那个聚光灯下站着的是一个小女孩，而实际上唱歌则是另一个，前者被认定样子更甜美，而后者声音更动人。

“在直播画面上的女孩必须在面部表情和给观众的感觉上是完美无缺的”，这台耗资巨大到几乎不计成本的开幕式的音乐总监陈其钢说，“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还是它蕴涵着更深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林妙可与杨沛宜的命运，像是宋彬彬的延续。

是的，2008年的中国与1966年的中国，已经大不一样。不仅物质世界完全不同了，而且人们在个人生活上有更多的自由选择；那个与世界为敌，一心要输出革命的国家，展开了双臂，一心要让所有的外来者沉醉不已、大吃一惊。

但是如果你穿越这些表层，进入到更深的世界，你很可能发现，那些更为本质的东西并未改变。在林妙可与杨沛宜身上，你不是又看到个人的可被替代性，她们再一次是所谓更大的力量的工具。在张艺谋导演的令人惊叹的集体表演中，每个个体都是面目模糊的，他们只是整体形式感中随时可以替换的一个元素。没人会否人这种集体性可能造就的辉宏壮观，但当人们经常忘记了这种辉煌背后所付出的代价，人们也曾经迷恋于中国的整齐划一的红色海洋。即使在对中国昔日辉煌文明的追忆与再现中，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对于个人命运的压迫。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抽象的国家不总是具有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吗？除去被其利用、或者主动为其服务，个体似乎总是难以找到自己独特的空间。

我的联想可能被视作某种小题大做。这个国家早已充斥着各种谎言，人们早已熟悉了国家权力的傲慢与虚伪，并练就了一身与之相处的灵活性与自我欺骗的能力。但是我想表明的是，在独立的个体力量得到充分的生长，个体价值获得尊重之前，国家的强大是缺乏意义的，而且它经常导向某种出人意料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