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头是东莞下辖的一个经济强镇，曾以拥有中国第一家乡镇级的五星级酒店而名噪一时。众多登记为港资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和定居在这里的香港人，把这个南粤小镇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的“小香港”。今年下半年来的几条新闻，又把这个小镇推向了舆论前沿。一条是珠三角一带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位于樟木头的合俊玩具厂倒闭；一条是房产新闻：香港人甩卖樟木头的房产，近一百平米的商品房，只卖9万元。

一百平米9万元，还不够买上海最贵楼盘的一个平米（大概是12万）。水落石出，冰冻三尺，中国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工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遥想三十年前，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普通的商品可以流动，可以进出口，所以价格总体是趋于一致的。而房地产的价格，因为是“不动产”，在正常情况下，则是当地的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写照。这个处于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华南大中城市群的中心地带的经济重镇，莞深、广深、京九铁路在此交汇，三条高速公路贯穿全镇，号称“国家卫生镇”、“广东省文明村镇”和“中国麒麟之乡” ，怎么会一下子凋零到这个程度？

顾晓鸣老师在传习社的公益讲座上曾经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掠夺式发展和分享式发展的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结果。南美、北美的一个同样很边远很偏僻的地方，同时发现一个金矿。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美元一个月，工人们仅够填饱肚子，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这个金矿就废弃了，成为一个鬼城。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0美元一个月，工人有了消费力，金矿附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小镇，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大家很自然地发展起来了其他产业，继续建设这个小镇，直到小镇成为了大家美仑美奂的家园。

东莞是谁的家园？知情人告诉你，这种地方一般有三种人，一种是港台老板，一种是内地来的打工者（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性工作者队伍），最后一种是那些福从天降、无所事事、坐吃地租的本地人。无边无际的工业厂房、打工棚之间，点缀着装模作样的花园式住宅和星级酒店。老板和打工者，都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当家园。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经济发展之于西方，是一种内生的现象，健康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尽量在在经济、社会、伦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实现平衡。所以中国人出国，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大都市，而是他们美如图画的各种中产阶级社区和中小城市，还有农村。普通的劳动者，工作之余，打猎、钓鱼、上教堂、听音乐会、去图书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自己的家园。而我们这里，在这种荒不择路、先赚了钱再说、不管白猫黑猫的机会主义发展战略下，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还能聚集到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还能产生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外，多的却是这种迟早会榨掉最后一点使用价值，然后被无情地抛弃的樟木头式的城市。

其实，即使是这几个大城市，也在逐渐变成别人的家园。动辄上万、几万的房价，说明他们打开大门欢迎的是煤老板、铁矿石老板、港台老板、温州老板，而不是中产阶级。当然，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和护照的隔阂，这些老板更倾向与选择的是洛杉矶、多伦多和悉尼。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沿海大都市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将会拉得越来越大，在一个更大规模上复制樟木头现象：大城市成为车水马龙的五星级酒店，内地成为垃圾遍地的厂房和工棚，所谓“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樟木头的老板因为成本的低廉，像蝗虫一样集群而来，现在因为成本的提高，又像像蝗虫一样集群而去，留下一片焦黄干渴的大地。“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阶层、地域、城乡之间的断裂，不管是否民主政体，未来都将面临一种极复杂、极棘手的局面。这一轮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留下来不仅是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最大是给中国未来政经改革埋下了难于估量的隐性成本。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之日，也许就是中国的权贵们又像蝗虫一种飞离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的时候？

我给我的加拿大、美国来的老板班同学们讲这个逻辑的时候，他们耸然而惊，多半也是怕这帮蝗虫降临，把他们的家园也变成樟木头式的地方吧。上帝给我们的本来也是青山绿水，我们把它变成黄土高坡，还扯着嗓子唱，“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