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物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褒其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起源》。”

达尔文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

长期抑郁不得志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在1895年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原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创造一个四字短语“物竞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

因为父亲的早亡，严复没有像大部分读书人那样选择科举考试，他进入了福州船政学堂。这个学堂是为了响应西方人的挑战而设。“自强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清帝国最能干与最清醒的大臣们都认定，只要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就可以击败洋人了。年轻人在这学堂学习的不再是历代的经文、八股的文章，而是英文、算书、力学、航海学等。这些新颖的学科，仍被中国大部读书人排斥，只有没有更好前途的青年才会学习它。

严复是个优秀的学生，获得了前往英国学习的机会。1877年至1879年，他在朴茨茅斯和格林威治学习航海学，他的同学中也有不少来自日本，像他一样，都是各自社会的“新人”，都想拼命探知，为何在西方的对抗中，东方落败了。英国人的思想、制度与风俗或许比他们的海军实力，更让严复惊叹。在旁听了几天英国法庭之后，他和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感叹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囸伸，其端在此一事。”

但1879年回国之后，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挫败。辽阔而古老的中国仍在昏睡中，西方人的刺激仍局限在为数不多的通商口岸，他们还不足以激醒它。而严复则发现当他的日本同学们被委以重任后，而他则没机会实现自己在英国所学。他尝试过科学考试，却命落孙山；他投资煤矿，也所获无几；自我放逐中，他还染上了鸦片……

他的命运在1894年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开始“觉得胸中有一物，格格欲吐”，而当日本最终击败中国的休息传来时，整个中国的情绪转变了，似乎从一场大梦中惊醒，震惊和羞辱四处弥漫。这时候，一个曾经留英学生、熟悉西方思想的中年人开始发言了，达尔文与赫伯特·斯宾塞是他最先借助的人物。因为在他们的学说里，“竞争”都是理解世界的核心。这在迟缓的、自我中心的古老中国，是个崭新的概念。

《原强》在中国文人中引发了反响，但是真正将严复推到时代中心的是他在三年后出版的《天演论》。这本书是原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以达尔文的挚友和捍卫者著称。这是一本薄薄的、由一组讲演构成的小册子。在这些讲演中，赫胥黎着力的不是对进化论的复述，而是反对将“进化论”套入社会生活中。这种潮流正在欧洲、尤其是美国大为风行。赫伯特·斯宾塞是其最重要代言者，他将人类社会理解成一个“优胜劣汰”的角斗场，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要其中接受检验。这种理论是如此符合19世纪后半页的情绪，瓜分世界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征服者很容易将自己视作更高级的物种，而被征服者则注定被淘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让赫胥黎深深感到不安，这无异于让人类堕入丛林状态。他要反对这种线性的进步观念。

但是在严复的翻译版本中，这些赫胥黎疑虑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斯宾塞的赤裸裸的“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但正是这种误读，使得这本书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关心国家未来的知识青年，人手一册，很多人就像来自安徽绩溪的那的姓胡的青年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它恰当了击中那个时代的情绪——中国可能要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亡国亡种了。也是从这本书开始，严复开始了他辉煌的翻译生涯，亚当·斯密、约翰·密尔、孟德斯鸠，可以说近代西方主要奠基思想家，都是由他引入中国的。

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的全球性纪念中，中国与达尔文的这段插曲值得被重新记起。在对待达尔文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对待外来知识中所表现出的一贯态度。它总是过度实用主义、过分简化，为了符合自我需要，不惜篡改原意。这也导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西方的各种学习，总是流于浅薄和技术性的。我们也总是容易陷入到一种“万灵药”的情绪中——总以为一种理论、一种技术，将能提供整体性解决方案。

达尔文其实从未在中国生根，他的代表科学精神、探索欲望、审慎态度从未进入中国文化。相反的，斯宾塞先生大获全胜。他的庸俗化的进化观点，已成为成功者们自我庆祝的内在信念。倘若严复活到今天，看到中国社会已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社会，所有的伦理与人性的温情，都被利益的争夺，冲得烟消云散，他该作何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