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谈判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天朝。“卒令一蹶不振，割千里之辽台，偿二百兆金币。元气尽断，以启戎心而速危亡。”梁启超在四年后回忆说。这时，他已流亡日本。一年前，他和他的老师、朋友与光绪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就嘎然而止了。年轻、雄心勃勃、却脆弱不堪的皇帝，想推动变革，却发现既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智慧。
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回到他最擅长的领域——创办报纸、写作、推介新观念。他自己也清楚，他那支常带浓厚感情的笔锋，是多么的富有感染力。提倡民权是《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一定感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困境，是国家权力的私人化。长久以来，这个国家最开明的政治哲学家，不过强调的是保民与牧民的观念——人民像婴儿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权力。倘若不幸出生在残暴和乱世，那么经常仅仅是服从和被屠杀的材料。
梁启超相信如今的时代已经变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已转化了。他在日本不断开阔的视野，寻找新的名词来表述这种新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是公司之事务所，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在做出这两个比喻之后，他接着问道，是公司为事务所而设立，还是事务所为公司而设立，是会馆为村市而设立，还是村市为会馆而设立。在他看来，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是颠倒的。
这个事务总办、会馆值理的慈禧太后和他那一群满族奴仆，垄断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将国家的权益，作为私人礼物赠送给入侵者，以维持自身统治。满族大臣刚毅的臭名昭著的名言必让他气愤不已。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困境时，他首要关心的满族人的绝对权威正在被汉族人侵蚀。他说这江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友邦”是入侵者，“家奴”则是四亿汉族人。
于是，对于失败国家的深刻沮丧、对于入侵者的仇恨，很容易转化成对一小群满族统治者的愤怒。人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帝国主义导致的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倘若你身处那时的东京——中国留学生和流亡者的大本营时，你会发现满汉矛盾才是最热门的话题。满族人的当政，意味着无限的政治专制，意味着民权的被压抑，满族统治者对自身权力的关注，早已超越了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关注。他们变成了整个国家自我更新的最大的障碍。
不能开花的枯树，不能生蛋的公鸡，不能蒸出饭的沙子，梁启超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满人政权。唯有打破它，才可能缔造一个强大、富足、健康的中国。
沮丧和愤怒也导致了激烈的药方，至少是在1899年—1902年，梁启超是个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他说破坏之药，是此刻第一要务，也是第一美德。
他也知道这种破坏主义可能导致的悲剧。但是，他对于中国的进展深感绝望。破坏主义或许会带来了残暴，但是目前满人所统治的中国正陷入无意识的破坏，它的伤害或许更为惊人。他在《新民说》列举1892年，仅在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达到上百万；郑州的黄河口决堤，又是十多万人；冬春交替时，北方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寒冷，而广东死于瘟疫的每年都超过十万人，至于迫于生计，而沦为盗匪，或被盗匪杀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万……
这个国家像是慢性的溃疡，败坏和重生都在进行。因为缺乏整体的国家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没有足够的现代通讯，塑造全国性的舆论，这些溃败经常在本地被消化掉，它对整个国家的稳固性似乎没有太多影响。

三
1905年在中国旅行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也有过类似的感慨。他发现，中国每发生一次饥荒就会有几千万人被饿死，每发生一次内乱就有几千万人被杀死。但是，当他穿越南方的省份时，发现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似乎没留下太多的痕迹。
“关于中国人的繁殖力，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说其非常伟大应该是不过分的”，他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写道。他也发现在面对任何灾难时，中国人几乎都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不依赖政府的了……中国人是独立自主。”但是在这种独立背后，又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放弃——“政府就连指甲垢那么一点点关照国民的心都没有”，国民则没有兴趣关注任何与个人无关的公共事务。
德富苏峰到来时，中国精英阶层对立宪的讨论正激烈展开。人们期待宪政，能约束专职权力，也造就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德富苏峰了解中国对于立宪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表明，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它表明了立宪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经验也让他熟悉这所有的对立宪的热忱的原因。
出生于1863年的德富苏峰，是那一代人中最知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是日本的梁启超。他的青少年阶段，正是风云激荡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
日本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困境，如何获得独立与尊严，摆脱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们的行动比中国更迅速也更有力。日本没有强大的专制传统，皇室家族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一小群政治精英，有能力扭转整个国家的方向。当他们齐心协力时，就爆发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但很多人成为了激烈的国家主义者，他们用各种方式令政府强大，并相信只要政府强大了，其中的人民也就自然获得了自由。他们很多变成了帝国主义者与武力主义的信仰者。结果，一种新的形态形成了，日本出现了一个强大、高效的官僚和军事体系，他们可以对外展开战争。但是日本人的生活和权利，却得不到保证，他们依旧贫穷。
德富苏峰寻求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对富国不热心，而是只把政府当作了整个国家，痴心妄想地以为富政府就是富国”，他在1888年的《国民之友》上问道，“为了富他们的政府，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使人民愤怒，使人民痛苦，这样作难道合适吗？”

四
距离梁启超与德富苏峰的年代，已经一个世纪了。但一些关键问题上，历史的进步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安慰。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时，我想起了梁启超的国权与民权之争，想起德富苏峰对于中国人的“个体主义精神”的感慨。很多方面，它已发生了变化。
信息已如此畅通，灾难不会被遮蔽。政府也不再无能到袖手旁观，它出动直升机、军队，并动用国有财政。但是在一些基本逻辑上，它却又没有改变。尽管政府的发言人早已使用了现代西方词语，学会了新的宣传方式，但“保民和牧民”的思想却依旧如此。
这种感觉在死亡人数的公布上，是如此明显。一直到5月6日，距离去年的地震已将近一年。中国公众仍不清楚有多少同胞在这场灾难中遇害。让人不安与气愤的是，其中到底有多少个学生，仍然是个秘密。
政府也阻止试图了解真相的人。那些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和亲属，遭遇恐吓和非法拘留，他们被禁止谈论自己的苦难、愤怒和疑问。死亡的数字则成了禁区，一些独立调查者们在试图收集有关地震信息时，遭遇到搪塞、拒绝或者暴力攻击。
死亡或许暂时惊醒了公众内心的良知，却显然没有惊醒那个漫长、庞大、令人恐惧的官僚体制。而这个体制，随时准备吞噬人们所有的善意和温暖，还之以冷漠和怯懦。
68712人死亡，18000人失踪，其中5335个是学生。5月7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最终公布了死亡与失踪的数字。它像是对一个长期公众质疑的傲慢和不耐烦的回应——你们不是需要数字吗，那么我就给你数字。它的潜台词是明确的，这个数字只能由官方来提供，其他任何个人、社会组织，都无权过问。它没有耐心给出更详细的解答，这些死亡者姓甚名谁，一个抽象的、整体性的数字取代了具体和生动的个人。
这些数字的给出的过程，也暗示了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挑战所在——官僚权力的垄断。它垄断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甚至公民的死亡。这种垄断不再是向毛泽东时代那样无处不在，却仍然是强大得令人窒息。
在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所有人仍只是实现某种目标或者展现权力的工具。官僚权力和公众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前者施舍，后者接纳，后者永远不可能挑战前者。前者掌握了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它可以展开广泛的收买，塑造一种附庸关系。所有头脑精明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一旦进入一个特权阶层，臣服于某种游戏规则，你将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富足。
作为公众，你可以表现你的同情、正义和参与，但是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倘若，你要超越这个区域，那么迎接你将是重重障碍。大多数人在探寻的过程中，变得心灰意冷，最终可能丢失掉最初的所有热忱，而放弃或变得冷嘲热讽。而一小部分人坚持下来，但经常也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斗士形象。一个我们渴望的、健康的公众群体、社会力量，总是难以实现。
1902年的梁启超，把满族统治者视作社会进步的障碍，号召中国青年像日本人“驱逐幕府”一样去驱逐满人。而现在的中国呢，如果以某种不一定准确的类比，这个仍在不断膨胀的官僚体制，是压在中国人身上最大的障碍，它自身的意志和利益，早已超越了这个民族的利益。
当然，历史提醒我们，一切并非这么简单。我们以为越过一个障碍就轻车熟路，却发现度过了一个障碍后，掉入另一个更大的陷阱。
不过，这希望与幻灭的交替，不正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