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看天下》曹飞跃_文

陈冠中“有型”；但不“扮嘢”。

其最“有型”之处，莫过于年近耳顺，却仍是长发掩耳，十几年恭顺如仪——香港的朋友们因此戏称之为“长毛”；但起座站立，虽是一身家常休闲衣裤，也不减风度翩翩——人们说，毕竟是24岁就创办《号外》的人，对时尚能不入木三分？

说不“扮嘢”，翻译成普通话，即是不“端着”，更粗鄙地说，不装。我问他采访是用普通话还是用广东话，他老老实实地说：“还是普通话吧，习惯了。”坐下来，微微前倾笑眯眯看着就等着你发问。

也难怪，旅居北京十年，不工作，不做生意，只是早睡早起码字做“寓公”，港台的故人旧识飞来歇歇脚又飞去，终究不如内地的朋友礼尚往来较为家常；更何况，“50多年来搬来搬去”的他，早已熟稔入乡随俗的道理。

有人说，时人讥评香港是“文化沙漠”，皆因不明了香港还有一帮陈冠中们。此说虽略显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与1949年前后衣冠南迁、晚年喟叹“花果凋零”的文化人相比，陈冠中这一代“婴儿潮”才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而他们创造的文化才是名副其实的“香港文化”，比如《号外》。

1975年，越战已经接近尾声，风靡了十多年的嬉皮士逐渐淡出。离开北美最激进的波士顿大学之前，陈冠中已经见到了Disco的出现，前一阵子还在跟政府对抗的年轻人，一转身忽然就跳起舞来；地下报刊风行，从饮食到潮流，年轻人莫不趋之若鹜。

“一个享乐年代回来了，”陈冠中意识到，“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做。”

1976年，译介传播西方新潮事物的《中国学生周报》、《年青人周报》以及《七○双周刊》等忽然统统“死掉”，“当时我无知到自以为是个正常的香港年轻人，以为我的口味就算不是大众也应该跟很多人相似，”因此，陈冠中找了几个朋友，办起了《号外》，第一期印了一万份，不料只卖掉两、三百份，剩下的，由出版人与总编辑亲自用手推车送去废纸店处理掉。

但那毕竟是香港的“盛世”，经济开始腾飞，“婴儿潮一代”步入镀金年代，逐利商海，多半飞黄腾达。《号外》终未夭折，坚挺至今成为香港的一面文化旗帜，是消费主义，但更是雅痞一代的阵地，在文学、电影、音乐乃至政治和社会风潮，都频频发声。

而1970年代便参加社会运动的陈冠中，1981年写出中文领域中第一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专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尔后编剧《等待黎明》，不经意捧出了一个金马影帝周润发；不久后再写一出《不是冤家不聚头》，又让萧芳芳虏获了金马影后的桂冠。

他和胡恩威、甘国亮、林奕华、关锦鹏、梁文道等文化人创办“牛棚书院”，同时发起“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等环保组织，至今仍是“绿色和平”的国际董事。

在《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一书中，他说：“年轻时，大概没有文化偏食症，只有贪玩症，这尝尝那试试，还要东张西望、上下求索，生怕错过什么。”

用不带贬义的广东话来说，陈冠中生性“搞搞震”（能搞事），搅活香港一潭水不说，1992年，听了邓公南巡“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一席话，立马北上，加入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京漂”一族，投资文化产业、做杂志、做电影、做广告，经营娱乐产业，一时被业内誉为“陈冠中旋风”。

他聪明，又有经验，比如做“大地唱片”，“根本不宣传，只要找记者写点东西，便卖到不得了，就是这样容易”。老狼是这么红的，日后的艾敬更是拿一首《我的1997》唱怕了回归前的香港人。

为了广结人缘，他常请人去潮州菜馆吃饭，但“后来觉得（这么请吃饭）大陆有尊严的文化人不太舒服”，于是便在亮马河大厦租一大房子办“流水席”，请了做餐厅的阿姨掌厨，夜不闭户，照样酒肉招待，遂有高朋满座——王蒙、葛优是那时的客人，赵越胜、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那一帮知识分子也熟知；王朔、陈丹青、阿城、崔健等人都在日后成为朋友，而那时候工作不好找，连后来写出《血酬定律》的学者吴思，当时也在帮他做研究工作。

他登门拜访董秀玉和沈昌文，主持《读书》杂志的海外出版；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复刊，给钱钢、杨浪、朱正琳等上过课教他们怎么做杂志；他还跟《中华工商时报》谈过合作，社长是丁望，助手叫胡舒立。

总而言之，他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混子”，在当年尚属气势恢宏的京城之地游走。2002年，他写下《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说这里“男的不爱洗头发，女的30岁开始有皱纹……沙尘暴、缺水干燥到触电、塞车塞车塞车、少通宵便利店、到处都在拆、不该拆的也拆、新建的地标又大又土”，但是，如其多次强调的，“我留在北京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人”。北京够杂，连“鬼佬”都分三教九流包括那些混之有年操一口比广东人还标准流利的普通话的外国痞子；因为够杂，所以够自在，所以能“混”。

那时候若是上海人逛香港，多半还会被震慑；若是逛王府井，则大概要怀疑这是否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大街；至于逛台北？拜托，这里没有香港的太平山顶、没有浦东的外滩和浦西的金茂，“阳明山上看下来，蒙黑一片”。

1994年，陈冠中赴台做“超级电视台”，从此在台北一住就是六年。他说台北最宜闲游，如本雅明时代的巴黎，没有发达的商场文化，街道里弄却弥漫咖啡和人文味道，遑论台北还有终年无休的诚品书店，“一家店，就可撑起整个闲游空间，更不用说每一本书或许指涉万千世界”。

在他看来，上海和香港相互印证相互较劲上演的是数十年的“双城记”；而台北和广州则双双应归类为“被低估的城市”，按照美国学者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表达的观点，这两座城新旧混杂、社区功能多样、街道路网密集，高密度的人口塑造了富有质感的城市生活；加上北京，就组成了中文世界的“文化五都”。

不过，虽然“台北方方面面都很好，但就是有一种无法抑止的寂寞——它已经被世界遗忘，世界人已经不记得有台北了。”2000年，陈冠中离开台北，定居北京。

新世纪的外地农民工有幸看见了首都也可以有烂尾楼；2002年在世贸天阶旁购置房产的陈冠中则看见了这些农民工穿街过巷，“爱穿皮鞋而不穿球鞋、配西装裤而不是牛仔裤，毛衫外都披着西装上装，感觉好像多年前Romeo Gigli或Dries Van Noten的设计，比30年前日本设计师在欧洲初露头角时的poor look更多样化”，然而，农民工的“时髦”依旧，北京却已面目全非——它符合了陈冠中年轻时对美好城市的想象：“让整个城市都变新，建筑物都变高变大，变成康乐大厦吧！”

那时候的他“以名胜、奇观、度假、购物、娱乐和摩登性来想象别的城市，也以同样角度来理解香港”，不幸的是，多年后他推翻自己的想象，感叹北京沦为一座“孤岛之城”，楼宇之间远远相隔，缺乏自然绿地就像“飞地”，出行仅为办事，再无逛街；更何况，高尚社区内纵使有绿地，也不会有人在那里休息、看书，“那只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失落空间’，空旷更加强了人们的疏离感”。

他跳出香港看香港，著有“香港三部曲”；站在北京看上海，看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却悲观地发现它们的城市改建都以北京作为榜样，“最终形成一个个大型的商场孤岛”，而北京作为全国城市的一个缩影，从建国后城市规划犯错至今，已经覆水难收、积重难返。至于香港和上海，都未能转变城市规划思维，旧城倒下，而新城又无法应对巨大的城市化压力。

“没有谁会是真的乡下人”，陈冠中说，“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比重达40%多，如果要达到70%，那还将有四五亿的人在20年内变成城市人。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新城只是睡眠区吗？只是贫民窟吗？”，他问道，如果政府、开发商、规划师、市民不能在“什么是好的城市”上形成良性的讨论并达成共识，那未来20年中国城市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生于上海、长在香港、留学美国、旅居台北，游历过中国的大江南北，而北京，已是最后一站。目睹中国的变化种种，头几年他都甚少发表时评，认为观察不够，不能妄自下笔；但不声不响，前不久却出版了小说《盛世》，曲笔通幽却直指当下，两岸三地的知识分子口口相传，热议不已。有评论认为，那是一部向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致敬的反乌托邦杰作，在“2013年的盛世中国”：人们享尽幸福，但亦失去自由。

他婉拒了关于《盛世》话题的提问，但他说，“你不能永远是个外人，你必须要参与当地事务，你必须用文章来表达你的立场和想法。”

以笔当口，就像他以前说过的，那是他参与国事“唯一擅长的方式”。